新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对于这次远征行动,现在史学界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反“围剿”和战略转移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具有伟大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之后,我们认为,对     

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本文首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 ,指出这一概念内涵的关键是释放蒋介石。以此出发 ,作者提出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同时分析了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逐步发展及最终形成的原因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述论

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格局是国民党担负正面抵抗和中共领导敌后游击，形成两大战场。然而，在这一基本格局之外，也存在一些非主要的抗战形式，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便是其中之一。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研究较少。笔者试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作一粗浅论述。疏漏之处，望同仁指正。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全面防守正面消耗的军事战略，先后组织了平津、淞沪、忻口、太原等大规模会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指挥失当，这些会战都以损兵失地而告结束。这种被动局面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调整战略。同时，随着战线的拉长和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日军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日本的盟国。1936年11月,两国政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反苏反共和称霸世界作为他们的共同目标。不少人据此认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当时的德国从一开始就站在日本一边,纵容支待日本侵略中国,是中国的敌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在抗战爆发前,中德两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使在抗战初期,两国也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交往。事实说明,中德两国关系的恶化,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并非一开始两国就处于对立或交战状态。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负担考察

考察了战时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的各种负担情况，并简要分析了产生这些负担的原因及其后果。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费的迅速膨胀和国民党的官场腐败，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的负担十分沉重。各种赋税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额外的军需负担和兵役劳役也异常沉重。后方国统区民众的生活极其艰苦。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战时经济政策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 ,湖北省政府在鄂西后方国统区推行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统制战略物资、实行凭证供应、提倡物物交换和发展社会生产 ,等等。这些措施 ,对粉碎日伪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 ,维持后方正常的经济秩序 ,支持抗战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它对后方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 ,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武汉会战前的武汉防空建设述论

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武汉会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湖北省地方军政当局,为防备日军空袭武汉,积极组织多方力量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防空建设。会战前武汉的防空建设主要表现在成立防空组织与防空指挥机构、组织防空宣传与防空演习、划分防空层次与建立防空监视网、修建防空避难工事与军用机场、实行防空管制等方面。武汉会战前武汉防空建设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不足之处。     

《新华日报》的抗战——以批判汪精卫为例的分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站在反对汪伪斗争的最前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南京傀儡政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社会风俗的改良

抗日战争时期,陈诚和湖北省政府在鄂西后方国统区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风俗改良措施,主要包括查禁烟毒、取缔赌博和娼妓、提倡节约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彻底实施,也不可能真正改变鄂西后方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风俗,但是,它对推动鄂西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后方抗日根据地,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的总体战.交战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心诸方面激烈地角斗着。而尤以经济上的抗衡最为至关重要。当时的中国是个穷困落后的弱国,如何支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抗战,更是一大难题。史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论述甚多,而对疆域辽阔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有关问题却语焉未详。我们特对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实施后果略作分析,以期对全面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