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研究

随着基层党建工作的不断展开,其考核指标逐渐硬化,而基层内生动力却相对弱化,基层党建工作实效降低。基层党建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张力,再加上基层社会资源相对匮乏,党建引领效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虚化。改善基层党建工作,要在政治格局中明确其社会引领功能及限度,通过党的组织建设切实提升党建引领能力,并通过社会资源的支撑和制度保障,使基层党建达到"形真""效实"的有机结合。     

城镇化时期农村纠纷化解中的“关系效应”研究

纠纷化解机制的"嵌入"性与"乡土元素"结合,使农村"关系效应"得以呈现。松散治理结构使关系介入成为可能,有限理性村民偏好于关系并致力于社会网络的发动,基层化解平台的低效则刺激着关系的进一步延展,而成本沉积和惯性最终使关系变得不可退出。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法治农村建设,建立沉入农村的高效制度,通过提高对机制的信任、缩短关系的空间、弘扬社会网络的公共性,并致力于制度背后的新型乡村文化建设,在法治和自治结合的基础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逐渐破解"关系效应"。     

抗争政治中的合作型治理模式研究

抗争政治的本质是利益诉求.控制与调解的方式反而可能会埋下问题隐患、助长抗争升级,而具体改革措施虽能缓解某个领域的抗争,却无法实现更长效的治理.更为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架构就是合作,合作型治理模式仍然需要国家控制力作为坚强后盾,并以合作精神实现国家力量的道德化.抗争政治从"表达""发声"开始,因此能否促进形成有效交流的对话机制成为追求正义、合作治理的关键,但在允许参加对话的人员与话题上需要明确特定的范围.抗争政治涉及诸多非理性因素,"共生共在"的思维则成为推进合作对话的基础.     

论民间道教文化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

乡村治理的一个内生化维度是受民间道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老天爷＂、祖先灵位和＂街头官僚＂型神祉共同构成了确认集体价值、塑造村庄信任和约束村民行为的信仰结构;道教文化中的关键人物和村民之间彼此认知的重塑使道教信仰向现实生活延伸;宗教仪式与家庭教育则使社会资本得以维系。基于道教文化所形的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分散性,并可能加剧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迷信的可能也使其难以转化为公共管理资源。应通过制度干预重建＂信任所指＂,发挥民间道教文化中有利于个人道德提升的部分,将其纳入公共管理框架。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松散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松散组织”是在资源缺乏和外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形成的组织形式,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临时性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性特征。山东省农村地区的组织普遍松散化,主要有“阶段性政治组织”、“被动的整合组织”、“无意识的模式维持组织”与“反整合组织”四种。松散组织是资源匮乏状态下农民生活的反映,对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村秩序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正确对待和合理引导松散组织。      

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社会养老的实质是依靠社会网络的生存策略。随着农村社会向城市变迁,老年人依靠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养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机构养老因为不能提供资源获取网络而失败;“隔代抚养”与“婆媳关系倒置”造成了养老资源的逆向流动;老年人面临严重的工具支持危机;交往支持网络缺失造成精神空白。这些困境主要是由长老秩序的瓦解、父权的衰弱以及资源获取能力的衰退所造成的社会网络缩减、断裂所造成。因此,应该通过社会网络的重建以解决农村养老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