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红妆”的婚俗文化向度

"十里红妆"作为吴越婚嫁文化的一个现象,为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的宝贵资料,使我们了解明清婚嫁文化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貌、民俗民情。从"十里红妆"的仪式、奁物入手,阐释"十里红妆"婚俗文化的物质、心态、制度文化向度。     

清初文坛学者、文人的宗法取向——以黄宗羲、吴伟业同题散文为介质

黄宗羲、吴伟业在明末清初文坛中皆声名显赫,但黄以学者名,吴以文人名。黄宗羲不满于吴伟业所写的两篇散文:《柳敬亭传》、《张南垣传》,重新撰写两传旨在使后生知文章体式,本文以黄、吴两篇同名散文为介质阐释了以两人为代表的学者、文人在地域性格、身份观念、为文手法方面的差异所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文论与文风。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黄宗羲“求真至性”说及其险俗诗歌创作

黄宗羲的“至情产生至文”文论观与其“视道合离”原则是相契合的,他主张“无情何以见性”的性情合一论,主理重情,以情佐理,以此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黄宗羲强调修史、治心、学养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作出自然流畅的诗文,表露真情而达到至高境界.基于此,其行文风格奇谲怪异,却与“文以载道”的理念并不矛盾.     

从《杂感》看黄仲则诗歌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质

通过对《杂感》诗首、颔、颈、尾联的具体剖析解读可见 ,在黄仲则创作的诗作中 ,《杂感》一诗几乎蕴盖了他毕生诗歌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质 ,表现了诗人的人生命运与艺术追求 ,表露了乾隆盛世下的危机。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     

吴兆骞辞赋概观

吴兆骞的身世遭际及其诗赋在当世及后世都充满了悲悒色彩。他的诗歌迥绝一时;他的赋作虽然只有八篇,却也是饱含身世之感,内蕴深厚,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气与笔力。     

中日韩小清新电影的制作方法与传播转型

文化与电影是目前胶合得比较密切的两种质素，在这两种文化因子当中，借助各自的手段，在相互诠释的过程中都得以提升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在东亚影坛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中、日、韩三国小清新电影中的色彩、构图及其发展状况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到三国文化各自的特点和长处，也可以看出整个东亚影坛相互借鉴、日趋融合的发展态势，对电影文化及商业模式的比较研究也大有裨益。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诗化

王阳明的诗歌创作与其心学思想是相呼应的,通过对其诗歌的剖析可以深入理解他的心学思想,借助诗歌这一载体,王阳明将其心学思想中的“心”、“意”、“知”、“物”概念通过诗歌呈现出来,其心学思想的递进过程正是其诗歌内容的表达向度。本文通过对其诗歌的独到分析,揭示王阳明哲学与文学、儒学与佛道思想的循环交汇与构架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