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赋器物描写与汉代风俗文化

器物描写在汉赋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并体现出三大特点:注重介绍制器所用原材料的产地、类别、质地和生长环境,突出反映了器物制作过程中聚众材之美、集众匠之长的情形,着力表现了器物外观上法天、法地、法众物乃至法人的一面。这些特点都与汉代的一些风俗文化息息相关。     

刘秀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为太学生出身,博览经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擅长应用文撰作,其诏令及交际文牍颇注重文辞,较少＂浮词虚语＂。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有刘秀113篇文字。由于其伟大历史功绩的遮掩,后人较少注意其文学撰作方面的才能及其成就,但他的一百余篇诏令及文牍足以使他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论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

先秦儒道两家在其著作中以比喻象征的手段展现了各自的精神居处与家园,表现了一种饶有情味也颇值关注的家园意识。先秦儒家以礼义道德为精神家园,先秦道家以“道德”自然为精神家园,他们在思想世界中所构建和设计的精神家园虽然面貌迥异,但却体现出同样的终极追求,同样的对心灵净土的向往。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混乱的时世中构筑供人安顿精神之所的共同梦想,带有此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气象,其中由现实居处到精神家园的巧妙引申,背后也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之传统的影响。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有着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响,在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中间不乏与之共鸣或同调者。     

汉代交通行旅风俗与汉诗

汉代交通行旅风俗对汉诗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诗歌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表现出行情景和心理的,并反映了汉代人民在走马驰逐中追求快感、通过出行观光来愉悦心灵和出行时重排场讲气派以自我炫耀的风习;汉诗对出行之艰险的描写和感叹、对时人惜别思乡心理和自由行游于四海九天之愿望的表达,都与汉代交通行旅风俗有着密切联系.     

风俗文化与汉代散文

在汉代散文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风俗文化为其提供了大量新鲜丰富的养料。汉代风俗文化对于本时期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对汉代散文内容的丰富和功能的扩大具有重要意义；风俗文化对汉代散文的写人、叙事、说理艺术及其艺术风格有重要影响；作为风俗文化之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对汉代散文的风格及语言有一定影响。     

《汉书》人物兴身起家模式与汉代风俗

《汉书》对人物兴身起家过程的叙述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其中有几类人物兴身起家模式与汉代的风俗习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是由占卜看相到富贵腾达,由奇貌异事到发迹尊显,由谦恭谨厚到名高位重,由旧恩阴德到恃宠流庆等写人模式。《汉书》人物的兴身起家模式一方面继承或因袭了《史记》等历史散文著作的写法,另一方面又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在中国文学作品那些颇具民俗色彩的人物兴身起家模式的形成和定型过程中,《汉书》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功绩。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的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