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山上清派宗师杨羲的道教诗歌

本文探讨了东晋茅山上清派宗师杨羲的道教诗歌特有的意象组合及其浪漫风采,诸如神仙意象群与仙境的意象的创造、旨远义隐的道教词语、色彩斑斓的辞藻等,形象地图解了道教的终极目的:“生存与享乐”。并揭示了道教诗歌与庄骚美学精神的承继关系与不同风格。     

凝固的风雅——中华文化名人与苏州园林建筑装饰

中华文化名人风雅韵事诸如上古逸士贤人、晋人风流、诗仙风采、宋人雅赏、云林逸韵等,都是苏州园林建筑装饰的重要母题,成为吴地崇文心理的物化符号、苏州园林凝固的风雅.     

《吴越春秋》二题

东汉会稽人赵晔的《吴越春秋》,演绎吴越争霸史事,摭拾传闻轶事,颇富文学意味。它既透露了春秋末年吴越的一些历史真相,又兼容了许多汉人意识形态,已非马班史法之论,而为具有演义类雏型的历史小说。但是,《吴越春秋》虽然位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列,并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然古来研究此书者却寥若晨星。大低如日本学者曾原题所云:“夫学者欲厌饫于人情世态,是书无论其得实与否,亦足以味当时人     

苏州园林与生存智慧

本文分析了苏州园林的景观特点以及蕴涵其中的生存智慧。指出了苏州园林优美的生态环境、精雅的人文环境与"心斋"、"坐忘"的超功利人生境界相结合,构成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最优雅的文明实体。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申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观往者得失之度”,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史称后期法家。反映上述法家人物思想及其斗争风采的法家著作,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先秦法家著作的现状及其体式、风格,对我们了解这朵开放在先秦诸子散文苑囿里的奇葩,无疑是有益的。     

论江南古典园林的人文精神

突出的人文精神是江南古典园林的精神内核：士大夫文人信守“儒”、“道”人本主义道德观,形成了强烈的操守意识,“内圣”的人格模式使他们在与专制政权融合过程中时时发生碰撞,园林成为他们净化灵魂、保持独立人格的一方净土。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隐归田园江湖成为文人古典园林的基本主题。     

《吴越春秋》文学成就初探

《吴越春秋》演绎的是春秋末吴越相为兴亡之事,为后世演史小说之祖①。但因其文史淆杂,治史者病其诬,治文者也忌其为史,故其文学成就亦鲜为人重。事实上,数千年来,文人才士,盐梅其辞者甚众;产生过颇为深远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明代苏州文人园解读

园林是历史的“物化”,也是“人化”的历史,明代苏州园林的质和量已臻颠峰,文化格调高逸,熔文学、哲学、美学、建筑、雕刻、山水、花木、绘画、书法等艺术于一炉,也创造了中国文人“隐于市”、“隐于艺”的环境和生活模式,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人格建构和审美雅尚的重要物质实体。本文对明代园林物质建构中凸显的人格理想等进行文化解读。     

略论韩愈散文的历史贡献

韩愈散文采众家之“蜜”酿成“古文”新体:融摄先秦两汉散体文之神髓和六朝骈文之精华,熔裁古语,吸收当代口语而自铸新词,从而创立了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略论苏州园林的文人品题

明代书画艺术大师董其昌曾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笔。名山遇赋客,何异贤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匾额、镌刻和联对,即为文人之品题。苏州向为人文荟萃的诗文书画之乡,苏州园林中留下了历代文人的大量笔墨。这些笔墨,有的悬之于堂,有的刻于门楣,有的镌之石崖,成为古色古香充满古雅美的匾额、摩崖和对联。它们是建筑物典雅的装饰品、园林景观的说明书,也是园主的内心独白。它透露了造园设景的文学渊源,表达了园主的品格心绪,是造园家赖以传神的点睛之笔。它将景观意境作了美的升华,是园林景观的一种“诗化”,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红楼梦》中贾政试才大观园,要进门未进门时说过如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