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话文体与"人"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既是文体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相连的艺术革命,也是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美学原则的革命,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化构成了"五四"白话文体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伴随着现代语言系统的建立,新文学的秩序也逐渐建立起来了.用白话文更加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现代白话文体与现代文化形态

语言不仅仅代表语言本身,还是文化的存在,因此语言的更新不仅是语言本身的转换,也是文化观念和心理的转换。从“五四”白话文运动肇始,文言文的存在状态和古典文化形态变得模糊而暧昧,白话文所开创的现代文化显示了其特有的现代性特征。本文以“五四”语言革命为个案来探讨现代白话文体与现代文化形态的关系,考察作为独立语言系统的现代白话如何促成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分野以及精神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现代性与传统

本文考察了现代白话作为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对传统性的继承借鉴为个案来揭示现代白话文体的现代性特征。文章认为,胡适以传统白话为主体重建了现代白话系统,其理论促进了文言词汇及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化。“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没有中断传统文化,反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翻译实践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本文探寻了中国近代至现代的译介在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发挥的功能。文章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界借助译介与特殊的修辞方式言说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五四”学人对现代文学及文化的独特想象是通过“翻译”来表述的,翻译为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实践的基本例证,同时为白话文构建了修辞话语;现代白话对译介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实用的载体。胡适等人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翻译西方文学来生产白话文学的合法性术语,并由此建立起现代文学谱系。     

胡适的文学功能观

在救亡图存的“五四”时代,启蒙思想家胡适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政治的武器,不断地徘徊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启蒙功效之间。受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胡适以自然科学求真的方法来审视文学,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对应性,将真实性设定为文学的第一属性,其结果是遮蔽了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文体的审美价值。     

写作者与接受者的现代性追求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肇始,新的语言媒介白话文体造就了与古典文学时代迥然相异的写作者与接受者,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写作者对自身写作和某些文体价值的重新定位,同时,读者群的审美意识现代性转化使得写作者与接受者形成互动关系。这些变化促使现代白话文体写作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中。     

反对派的真实力量--论“学衡派”对新文化的建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情式的新文学阵营遭到了保守主义阵营“学衡派”势均力敌的抗衡。借助了时间差、话语策略以及创作实践文本等因素，胡适将反对派的力量变为相成力量，最终掌握了新时代的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学衡派虽因失策而失势沉寂，却成为新文学建构途中的平衡补充力量。     

“舍我其谁”的背后──论胡适的公共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作为中西文化异乡人胡适,在回归传统与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思想悖论。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既成就了他,却又困扰着他,使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胡适的公共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错位成为新旧嬗变之际知识阶层思想困境的表征。     

现代白话文体的身份认同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使得现代白话文体获得合法化身份成为可能。考察现代白话文体成为现代“文学之正宗”的途径 ,并以此探讨在“五四”历史语境下 ,白话的合法化对于新文学秩序建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