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之民事赔偿制度研究

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制度,被看作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也是最后的救济手段,理应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中国具有"重公轻私"的法制传统和资本市场本身发展的不完善性及现阶段具有的体制性缺陷,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同时,诸如红光实业、银广夏等股市大案的发生,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本文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比较、我国目前立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作了分析展望.     

论朝鲜女子徐氏《次归去来辞》——兼谈中朝女性与隐逸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引来后世众多的次韵效体之作,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例,当属出于海东女子徐氏(1753—1823)之手的《次归去来辞》。因为这样的题目通常为反省仕宦经历的男性诗人所染翰,在仕途之外的古代女子则极少尝试。徐氏向往隐逸而又笃于人伦,这使其笔下的“归去”图景既清气袭人,又饶益亲情,在步趋陶赋中自显特色。作为异域女子,她在观照和汲取中国隐逸思想的资源时,把退隐之道与保家安邦的理念加以调和,反映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一种生活化的交汇形态。将徐氏置于中韩女性与隐逸文化的结缘历程中,不难看出女性发挥隐逸价值观的相应的思想空间。     

统计专业学生能力与品质的三维分析

统计专业学生能力与品质的三维分析上海市统计职业技术学校刘苏华曹虹李振东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国家统计局作出《关于加强统计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统计教育工作总的任务是努力把统计干部队伍造就成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合理文化结构、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法律知识和业...     

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

陶渊明《归去来辞》在中国文学史上久享盛誉,且　因苏轼等文豪的拟效阐扬,这篇名作的人格范式与文学范式的意义更其光大。在《归去来辞　》的流传史上,海东文人所表现出的崇仰之情甚为浓烈,从高丽中期至李朝之末,赞评之语　与拟效之篇源源不断。从形式上看,韩国汉文学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表达其仰慕效法之情　：一是集《归去来辞》字而成诗;二是以诗体表达读后感;三是依其韵而赓和之。他们取则　陶渊明的文学实践,透显出相应的文化意蕴和一定的审美得失,对于全面了解陶渊明在汉文　化圈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中韩文化的结缘,尤具意义。     

家校互动式职业生涯辅导模式探索

基于家庭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最原始场所和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最关键时期的认识,笔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得出家校互动式职业生涯辅导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在认清两者互动的现状、意义的基础上,对两者的角色定位、关系建立、资源共享、载体创新、机制完善和科学评估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

仪征阮元在嘉庆朝倡为"文言说",表彰《选》学,汲取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诂成就,推阐文之义界,以独特方法为骈文争正统,并凭借其"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的学坛身份,以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为依托,推广其独特的骈文观,重拾六朝文笔之辨,弘扬骈文正脉,在学友与后学间形成有力呼应,影响文坛历百余年,乡后辈刘师培在晚清国粹潮中成为殿军,故时人对此派又有"《文言》学"或"文笔论派"之称。     

略论中国赋的感春传统及其在朝鲜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赋》与宋尤庵《次感春赋》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辞赋文学中,感春的传统可溯自屈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朱子《感春赋》中“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就是关合两者的凝炼表现。对于如何消释春愁,这在魏晋玄风影响下的赋作中,曾一度出之以真正悦乐的情调,但因个性弱化而难开生面。既忧时又乐道的情理内涵,在朱子等富文学情趣的理学家手中,获得恰当的拓展,表现出儒家情怀与骚人哀怨的融通。朱子《感春赋》在朝鲜辞赋史上颇具影响,先后出现不少次韵及和韵之作。李朝中期儒学家家尤庵的《次感春赋》在精神境界与情理容量上,对朱子原作尤具会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惟晦翁其不敢忘”的生命热情以及对儒家忧乐观的深刻体悟。赋的感春传统在朝鲜的流衍,是颇具文化意蕴的一个文学现象。     

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

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清代中叶,当桐城文派的声势已经形成,其影响渐及于东南各省之时,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群常州籍作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阳湖古文的别有建树,因为是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所以,近代以来,大凡讨论到阳湖派,总是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视各人对阳湖派别有建树的程度与性质的不同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