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语对汉语入声字的转读

日本语对汉语入声字的转读和中古汉语语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语音读单个入声汉字时有两个特点：一，读成双音拍；二，第二音拍通常是くつきち与四个假名之一，带有入声汉字的标识性质，并和中古汉语入声字[-p][-t][-k]三种语音韵尾之间有对应转读之关系。两个日本汉字组成一个单词时，如果前一个汉字是汉语入声字，那么，该汉字的第二音拍有时候读成促音。入声字转读也存在一字多音现象。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椰树风情 人生滋味——丘濬《椰林挺秀》诗赏析

丘濬的《椰林挺秀》诗是一首形象鲜明、风味别致的写景咏物诗。诗人选取自己所熟悉的南国风物作诗歌咏,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景物的形态风姿以及随风雨阴晴而变的独特景观,也在写景咏物之中隐然寄托了他那亲近自然的心愿和热爱生活的情怀。由于诗人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加之对所写景物能了然于胸中,故而写起景物来娴熟老到,得心应手,颇见艺术功力。该诗在取材、风格、语言等方面跳脱了明代前期台阁体的影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丘溶《五指山》诗赏析

丘溶的《五指山》诗是一首内涵丰富、形式优美的写景诗,显示了诗人的杰出才华。该诗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及主旨的提炼上皆颇具匠心,不仅构建了一个想象的、超凡的审美境界,而且融入了不少文化元素,能予人以丰富的遐思。该诗在艺术上也特色鲜明,表现不俗。全诗以拟人为基本写作手段,再辅之以夸张、比喻、联想等,精准传神地绘景状物,把五指山写得瑰丽多姿,奇特雄伟,灵动而有生趣。该诗为诗人赢得了很高声誉,在明代诗坛上亦堪称佳品。     

曾巩文学创作观念初探

关于古文的风格，曾巩反对汉学的破析经典，亦反对北宋初期古文家的模袭经典，主张古文从内容到语言全面创新，臻达浑然天成的自然美境。在言意关系上，析出四对矛盾，又归结为语言材料的繁简详略问题。古文既要繁简适当，以简驭繁，又要能寓整齐于错综。作家的文学才能从哪里来的？曾巩认为既关乎先天的才情禀赋，更离不开后天的学习培养。作家应当增加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同时悉心揣摩创作技巧。     

《香囊记》的"义"与"艺"

《香囊记》在明代前中期的伦理教化传奇中独树一帜,堪称典型。其突出之处在于剧作家是以文化人身份及文人化手法来写剧本的,在当时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虚构性情节、传奇性人物、复合型结构和典雅化语言展现戏剧场景,表现了忠孝节义的鲜明主题。和民间南戏以及之前的文人剧作相比,《香囊记》可谓是一部“义”显“艺”奇的传奇剧,其对晚明传奇的影响让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传奇发展的新起点和新趋势。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论《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

萧统秉持进化发展的文学思想,并以此指导着《文选》的编集。他采取略远详近、略古详今的选文策略,凸显了汉晋以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成就。他主张事与义并举,沉思和翰藻兼顾,坚持中道主义的两点论和文学批评的平衡性。在实际选文时,他比较偏爱有翰藻文采之文,以之为准收录了不少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从而使《文选》成为一部"意义纯粹"的文学选集。他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理念评判创作,剔除了经子史类作品,对"文"的发展实有涵养、化育之功,在文学史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也谈古代的帝王年号

帝王年号自汉武帝创始后,为历来各种性质的政权所沿用,直到上世纪初才被废止。人们用它记录历史,书写文献,传承文化。在沿用过程中,帝王年号形成了一些独特制度,如新君即位必改元改号,一帝在位期间可根据需要数度改号,可采用三字、四字、六字的别调年号,亦不须避忌前人用过的年号等,总之其权皆操于当政者之手。甚至还可一年数号。这些制度到明清时方才一变。帝王年号是王权专制性的反映,也积淀了历史文化信息,应多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