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合流

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两大特征就是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兴起和社会工作专业的迅速凸显。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同样的渊源,但是在中国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甚至围绕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等议题还存在着一定层面的张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分流给两个部门都带来一定的危机。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二者合流势在必行。二者的合流将有助于形成更重要的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力量。当下,对于这种合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的研究是解决分流危局的重中之重。     

东方宗教与基督教之通理:对话的可能性

（一）我对于此题目有着特别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讲授关于世界上的五大宗教传统──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课程。1994年7月26日的《十字架》日报上的一篇题为“佛教、基督教与和平”的文章极有启发性，它包含着一个对于我们的世界意义重大的信息。作者D·吉拉（DennisGira）强调指出，被种种暴力所困扰的社会如吸取佛教和基督教的永恒智慧的话，将大有可为。他认为，尽管此两种宗教传统大相径庭，但它们仍能向我们提供对付诸多冲突的方法。佛教之途鼓励试图在短暂的尘世中追求永久幸福的个人去洞悉这…     

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

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在中国这样一个对于具有国际背景的民间组织仍然十分敏感和有所规制的政治情景下,全世界最大的志愿慈善组织之一——国际狮子会却进人中国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潜力.通过人类学的长期田野研究、问卷调查及文献研究等方式对广东狮子会(Guangdong Lions Clubs)开展深度案例研究,从嵌入理论(embeddedness)的视角来看,狮子会这个美国式的志愿性慈善社团分别从认知、文化和结构三个维度嵌入中国本土:第一,美国志愿文化嵌入中国传统的福报观念中,基于互惠的逻辑产生慈善消费主义的认知模式.第二,西方NGO民主治理模式为会员嵌入中国“大佬话事”的权威主义社团文化,产生了选举文化与协商民主共生的中产阶级社团文化.第三,狮子会与政府合作的传统和经验嵌入中国政府社团支配型的治理模式中,使得狮子会与中国政府合作治理成为可能,双方可以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社工机构的NGO化:专业化的另一种思路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广,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受到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表征之一是社工机构的专业化,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强大压力下,社工机构要走专业化方向,可以考虑将自己NGO化,按照NGO的运作逻辑和治理模式来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独立、自主和可持续的道路。本文通过笔者亲身参与和观察的案例,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内部呈现多元的形态,虽然不是所有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都要NGO化,但是NGO化可以在帮助一些社工机构专业化的同时,也能促使整个社会工作专业更加独立和自主,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Civil society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

Civil society 过去很少能够进入中国人类学家的视野,因为这个概念常常被看作太过于西方化,而难以在田野中捕捉到它的身影.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绿色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绿色社区建设工程的政策框架及作为"绿色社区建设"前沿的广州市区两个个案实践过程的分析,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且其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空间,其建设仍然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动员技术,但是其对社区参与的鼓励也为社区自我组织以及NGO进入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生产研究——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乡土情境的建构

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质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乡土社会交融的缩影，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实践中建构起具有本土特性的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当代中国农村在有识之士带领下所进行的探索性尝试，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积累了实践知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在当代的“结构化”与“关系化”转向切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可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化理论基础。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生产受到精英群体的引导、乡土情境的建构、全球化格局的融通三大机制的影响。此外，还应关注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保障，提升发展的持续性与落地的有效性。     

“不完全合作”：NGO联合行动策略——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为例

中国NGO的发展策略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行动为例,着重探讨当前中国NGO联合行动的“不完全合作”问题。本文认为,不完全合作是NGO在面对内外部制度约束和组织限制条件下的主动策略性行动选择,具体策略机制表现为联合行动目标的自我约束、有限的组织参与和弹性的组织形式等三方面。NGO不完全合作策略的产生是由外部政治机会空间有限、组织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以及组织合作意愿不完全等组织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形塑而成。本文还指出,在当前整体限制性的制度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完全合作策略使得NGO联合救灾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情况下成为可能,但也因为合作的不完全性,使得联合行动难以持续。NGO进一步的持续合作还需要新的组织模式。     

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 ———地方经济的人类学研究 朱健

一提到物物交换,人们一般会想到它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存在物,然而就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物交换又在一些乡村蓬勃发展起来.它到底是商品交换形式的复古还是农民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做出的选择?许多人类学家对交换和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物交换方面的系统研究则较少.笔者通过对河北冀南乡村的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物物交换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分析这些资料发现物物交换经济是在农民缺少货币资源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同时也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表现.只要农民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那么物物交换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现代企业利用物物交换开发农村市场的事实也说明物物交换并非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而可以成为当代市场经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