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民国时期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以天津《益世报·妇女周刊》为例

女性主体性,是近年来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但是利用近代报刊媒体来探寻女性主体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以民国时期天津《益世报》的《妇女周刊》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传统史学材料分析和后现代文本解读等方法,吸收和借鉴报刊史、妇女史等研究领域中的相关理论,重点从女性社会史、社会性别等研究视角切入,对媒体与女性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集中探讨。本文不仅从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三个层面分析女性主体性的建立,而且进一步探讨了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女性如何从这三个层面确立其主体性。通过对《妇女周刊》中有关华北地区社会调查、媒体报道、口述访谈、女性书写等诸多层面的综合分析,客观揭示城市中不同阶层的女性是怎样向男权秩序抗争,在与男性的互动过程中,复杂地建立起女性主体意识的历程。而对民国时期华北社会性别史进行区域研究,一方面弥补了北方经验、立场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对社会性别史研究中南方经验的回应和比较,最终客观呈现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女性的实际生活体验和感受,发掘或恢复其身份认同和自觉意识,重现其主体性和自我肯定的历史过程。     

文本·书写·主体身份——以清末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为中心

20世纪初发生在杭州的惠兴自杀殉学事件,引起北方报界和戏剧界的高度关注,留下各类文本。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解读相关新闻报道、戏剧演出等史料,足见发展新式女子教育不仅是时代提出的议题,也为教育界、报界、戏剧界参与社会变革、展现主体身份、确立自身形象提供了历史机遇。正是编者、作者、读者以及编剧、演员、观众共同塑造和传播了惠兴女杰的形象。记录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不同文本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及其文本的制作者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历史。     

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评述

2011年,海峡两岸四地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纪念活动丰富多彩、新意迭出。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这桩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件,我们不仅对它的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也意识到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将要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辛亥革命不仅有很多问题可以做深做细,还可以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其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研究仍然是重点,需要深化。比如,黎元洪不仅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民国时期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学界对此人一直关注不够,相关的研究也较薄弱。加之坊间的不确流传及记载的抵牾,也人为地造成一些学术悬案。2011年10月21-22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就是以黎元洪为切入点,集中探讨了黎元洪与辛亥革命、章太炎对黎元洪的评价、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等问题。本刊采撷其中的几篇佳作,旨在促动学界重视对黎元洪的研究,同时还期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更多拓展性的研究成果。     

文史资料:解读近代中国新闻媒体的新路径

一在近代中国,新闻媒体一经出现便成为新宠,从南到北,自西至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近些年来,中国内地影印出版了一系列晚清民国时期的报纸和期刊,再现了昔日新闻媒体的繁华。《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1]、《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2]、《清末官报汇编》[3]、《晚清珍稀期刊汇编》[4]、《晚清珍稀期刊续编》[5]、《民国珍稀短刊断刊》[6]、《民国画报汇编》[7]、《民国新闻期刊汇编》[8]等,以及"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当代学者透过新闻媒体研究中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逐渐形成热潮,且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例如,南开大学的侯杰教授对《大公报》《醒俗画报》《世界日报》等新闻媒体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叶汉明教授对点石斋画报的分析     

妇女运动领袖的媒体言说与社会行动——以天津《妇女日报》为例

五四时期,天津女性知识精英崭露头角,与男性知识精英一起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开展,成为妇女运动领袖。20世纪20年代,她们创办《妇女日报》等报刊媒体,建构言论平台,深入讨论社会性别议题,借助编者、作者及读者的互动,以及与其他地区妇女运动领袖的对话,吸引读者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为妇女运动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这些妇女运动领袖不仅通过媒体发声,而且大胆开展调整社会性别关系的实践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陈序经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及其实践新探

陈序经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化学者和教育家 ,对文化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极为重视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而其坚持教育现代化的办学理念及其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的教育实践 ,也都反映出他毕生执著的信念 ,即希望中国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公共空间的性别构建——以20世纪20年代天津《女星》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李峙山、邓颖超等女权运动者在天津组建了女星社,并通过创办刊物《女星》为女性表达自我以及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渠道,进而打破男性对公共空间话语权的垄断。借助《女星》这一平台,女性通过编辑、撰稿、投书,从被论说者转变为论说的主体,主动表达她们对于性别关系和现代国家的构想。在与男性对话、协商及合作的过程中,女性的话语空间得以拓展。言说与实践的结合,也为天津女星社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