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淮地区的赋税(续)

继盐税之后,茶税为大宗. 我国饮茶起源甚古,魏、晋以降,江南饮茶成风,陆羽《茶经》中对此有详细记述,唐代开元以前,北人尚不多饮。开元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渐盛。代宗之后,遍及朝野,并传至回纥、吐蕃。茶的需要量越来越大,销售面越来越广,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作为一种税收来源。建中末年,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及朱泚反叛,德宗逃奔奉天(陕西乾县),对于各项杂税太重引起战乱,深感悔恨,下诏罢其税.朱泚之乱平复后,邪佞之臣复兴利以邀宠.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茶税之钱     

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这就成为扬州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溉田四万顷;     

大明寺第五泉辨

扬州大明寺的泉水,在唐朝就出了名,晚唐人冯翊子子休所撰的《桂苑丛谈》里有一段记载: 太保令狐相綯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双勾两日全。”诸宾至而顾之,皆莫能辨。独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     

唐代扬州的手工业

唐代长江中、下游水利和农业的发展,为扬州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地下的丰富蕴藏也为手工业的生产提供了资源。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扬州直属的江都、六合、海陵(今泰州)、天长等县皆有铜、有铁、有盐、淮南道所属的楚州、滁     

唐代扬州的商业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即在南北朝对立时期,已是经济繁荣,人物荟萃。鲍照《芜城赋》写广陵全盛之时“车挂(车彗),人驾肩,廛閈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虽不无夸张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朝初期扬州商业繁盛的景象。隋末大乱,扬州地区屡遭战火,受到严重破坏,归唐以后,又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旧唐书》卷五十九《李袭誉传》说:“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李袭誉是唐朝宗室,他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约在贞观七、八年,足见唐初扬州经商之风很盛,标志着商业的发展。其后随着江淮水利工程的建设,农业     

《唐大和尚东征传》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

日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记述鉴真东渡事迹最完善的著作。鉴真法师过海以后，对于日本的佛教发展、寺庙建筑、佛像雕塑以及医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古代中、日交往史上最光彩的记录。     

史可法的评价问题

史可法,是学术界关注的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前,在史可法评价问题上,学术界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鸣,后来,这种正常的学术活动,遭到了“四人帮”的凶残镇压。十几年来,史可法的研究和探讨,成了“禁区”。“四人帮”垮台后,学术界的春天来到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我院先后召开了两次关于史可法的学术座谈会。会上,同志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同观点,互相争辩,反映了我院学术思想正在得到解放。现发表座谈会上两位主要发言人李廷先、秦子卿的两篇文章,以期引起对史可法的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编者     

唐代扬州城区规模考辨

唐代扬州是淮南道的首府,从高祖武德九年(626)改邗州为扬州后,扬州成为大都督府所在地。当时扬州领江都、六合、海陵(今江苏泰州)、高邮等四县,这四县只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十户,九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人口这样少,和隋朝末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扬州为广陵郡,领江都、江阳(太宗贞观十八年分江都县置,在郭下与江都分治)、六合、海陵、高邮、扬子(高宗永淳元年,即公元682年,分江都县置)、天长(天宝元年割江都、六合、高邮     

曹禺同志《王昭君》剧本中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

曹禺同志接受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的嘱托,着手写王昭君历史剧。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构思,终于写成、发表(《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并已在北京演出了。这是当前剧坛上一件大喜事。老作家的新作品问世,为我们新的长征道路增加了光彩,受到了文艺界的热     

扬州古代文化丛谈(之一)

扬州是我们祖国文化古城之一。从它的建城开始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对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它的发展是由祖国总的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但也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客观条件的差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地方特色,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样。这里古代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