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新民、亲民”内涵的共通性

对朱熹理学系统的反思成了王阳明构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心与理关系的甄别展开对朱子“新民”说的诘难,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将导致他新自新的紧张、教民养民的失衡和格物诚意的抵牾。事实上,阳明基于哲学建构的需要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误读朱子,忽略了“亲民”与“新民”理论内部的共通性和交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