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艺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先后诞生了两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位是马克·吐温,一位是杰克·伦敦。他们同样都是美国社会阴暗面的揭发者,但揭发的手法却各不相同。马克·吐温擅长幽默和讽刺,他惯于运用令人惊叹的夸张笔调,把生活中某些丑恶事物放大好几倍,让人们看清它的荒谬和可笑之处,从而达到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反对种族歧视、嘲笑金钱罪恶的目的。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愤怒与控诉是寓于强烈的讽刺之中的。杰克·伦敦则不一样。他当过童工、水手、淘金者、流浪汉,艰难酸辛的经历,使他对金元帝国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他能够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语     

"灰色幽默":解读一种契诃夫式的笑

契诃夫的"灰色幽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描写灰色的社会环境、灰色的人生和灰色的情绪的一种幽默,就审美形态而言,"灰色幽默"介于"白色幽默"(明快的幽默)和"黑色幽默"之间,呈现出中性的、温和的色调,这种幽默散发着忧郁的气息,饱含着抒情和哲理的成分.     

萨洛特的“对话与潜对话”初探──法国新小说理论研究之一

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娜塔丽·萨洛特的“对话与潜对话”,是在意识流小说理论、心理分析学说和复调小说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的新小说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反对传统的对话方式,充满先锋色彩的内心独白,强调内心独白的前奏,发掘潜对话的多维功能。这一理论对丰富和发展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重新认识西方现代入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小人物

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描写小人物的文学作品独树一帜,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来,象这类具有相当艺术魅力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无需笔者赘述。但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我们的有些评论文章,尚未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小人物的艺术形象作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有一些文章在涉及到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时,仍然散发着苛求的、脱离时代、脱离作品实际的现象,或则认     

契诃夫研究的深化与方法的更新——兼评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

苏联的契诃夫研究方法的嬗变,可以说是苏联文学批评方法论变革的一个缩影。契诃夫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遭遇并不令人乐观。一部分人接过民粹派评论家的“棍棒”,指责契诃夫是“不问政治”的“旁观主义者”;另一部分人则以庸俗社会学的眼光看待契诃夫的作品,把他当作“小市民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情绪”的代言人。五十年代,契诃夫的命运有了转机,随着僵化的批评模式受到怀疑和挑战,许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前人对契诃夫的结论。在众多的理论新著中,叶尔米洛夫以他的《契诃夫传》和《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两部专著脱颖而出,为清除民粹派、自由派的陈词滥调,肯定契诃夫的历史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叶尔米洛夫在“纠偏”的同时,又过分“拔高”了契诃     

论田德里亚科夫的道德心理小说

在当代俄罗斯小说界,B.田德亚科夫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倒并非因为他1941年就应征入伍,和邦达列夫、贝科夫一样,同属“前线一代”作家的行列;也并非因为他写了大量农村题材的小说,被文学评论家誉为“农村散文”流派主将之一。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因为他“勇敢地坚决地干预了生活”。他是一位敏感的作家,善于在各个不同时期尖锐     

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短篇小说比较研究

这三位作家诞生在三个不同的国度:俄国、法国、美国。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他们的出身和生活环境又大致相似。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小人物倾注了满腔同情。他们基本上都采用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们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结构艺术、语言艺术的探索。然而,他们毕竟来自不同的国度。国情、人情以及个人经历与涵养的差异,又导致了三位作家不同的,或者说是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即便在大体相似的创作风格中,他们之间也保留着细微的差别。     

奥·谢诺阿和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农民起义》

由我院外语系江诗苑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农民起义》,是南斯拉夫十九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奥古斯特·谢诺阿的代表作品。为了使我国读者对南斯拉夫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本文试图对这位蜚声南斯拉夫文坛的大作家的创作以及小说《农民起义》的思想、艺术特色略作粗浅的评介和探讨。     

屠格涅夫的爱情描写三题

屠格涅夫的爱情描写是个长期以来令人感兴趣的题目。一百多年来,尽管中外学者就这个题目已经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人们对它进一步探索的热情却始终没有减退。这充分表明屠格涅夫作品的不朽魅力。本文试图围绕这个问题从下列三个方面,也作一番粗浅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伊凡诺夫》和契诃夫的戏剧革新

契诃夫一生共写了六部多幕剧:《伊凡诺夫》、《林妖》、《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内中除《林妖》由作者后来改写成《万尼亚舅舅》,不大为人所知而外,其余五部作品均见之于文学史。然而,许多研究者在谈论契诃夫的戏剧革新时,总是首先提到《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海鸥》的发表还要早八年的四幕正剧《伊凡诺夫》。文学史家一般都认为,《伊凡诺夫》是契诃夫初次涉足大型剧作时的产品,各方面都不很成熟,因此在论及该剧时,或三言两语、一带而过,或干脆略而不评。其实,依笔者之见,正因为《伊凡诺夫》是契诃夫探索时期的作品,对契诃夫戏剧艺术体系的确立和形成,关系极大,故而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况且契诃夫倾注于《伊》剧的心血,并不亚于上述诸剧。他在致亲友的书信中提到该剧不下十余处,并专门对剧中人物作了长篇解释和剖析,这在契诃夫的写作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