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文化差异与韩国语教学

中韩文化差异与韩国语教学李龙海，方今淑本文拟从认知视角、习俗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人名与称呼习惯等几个方面，就中韩文化的差异以及在韩国语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试作探讨。一、认知视角的差异韩国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在宇宙观、宗教、民间信仰、艺术创造和意...     

试论大学生政治教育的功能

任何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都有赖于政治教育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政治教育也因此最具有社会主导性。政治教育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无一例外的存在着,而对于大学生来讲,更是极其的受到重视,这是由大学生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它在灌输政治知识、影响政治态度、塑造政治人格、培养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察 ,参之以民族学材料 ,可以得知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处于对偶婚的居妇家制向一夫一妻制———父系外婚制的过渡阶段     

基层民主建设的理论、意义和问题

民主首先是一种化或生活方式，其次才是制度，制度是化的一个方面。化或生活方式的现代性，理性、平等、法制、宽容、非暴力、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异类生活方式的尊重等，是民主建设的基础。民主不是物质明发展之后所导致的精神需求，而是经济和社会不断分化过程中所导致的公共管理体制变革的一个结果。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民主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关系和建立公共管理的竞争机制。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尊重公民对公众生活的参与权首称是一个道义问题；其次是解决政治管理的合理性问题；第三才是政权的合法化问题。基层民主或自治建设是政治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增强由权力下放所削弱的中央政府权威。基层民主建设只不过提供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平台而已，它本身并不解决问题，相反，民主反而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行一种必要的复杂化。     

春秋战国时期伊洛地区的民族融合

春秋初期,迁徙到伊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戎的分支,他们曾同化了当地的华夏族,后来又在与华夏的战争与文化交流中,逐渐与华夏族融合.战国时期,秦文化的向东扩张加快了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最终在伊洛地区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华夏文化.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新议

依据文献材料及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定契母简狄及其所处以前的阶段,商人的婚姻已处于对偶婚时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实际上反映的是商人王位家天下开始的标志,并非商人处于母系制时代的证据.     

早商晚段至殷墟时期商人与东夷的文化融合

商人与东夷间的文化融合是随着早商晚段以降,商夷联盟被双方间的战争打破,进而导致商人势力的东渐而实现的.商夷文化融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夷人商化.同时,这种文化的融合还只是呈点状分布.在据点之外的海岱广大地区,东夷文化势力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通俗文化与民粹文化

近年来,大量的讨论集中于对文化表现材料的反思,尤其集中于对大学文学必修课内容的反思方面,这些反思已被当成新的正统主题。在这方面肯定有着某种非常自然而尚未触动的东西。社会政治事件的变幻,理智和学术主题的演变,无疑能够引起人们对各种新文学作品的兴趣。在文化材料方面,一种保守的正统教条很快就和学生的现实生活及其社会失去联系,因此,它甚至不能与那些好思的神学家们(从T.S.埃利奥特到阿伦·布鲁姆)反复断言的东西保持内容上的连贯。相反,仅仅通过对这些文化表现材料的不断重新评价,通过个性、传统和道德价值所进行的反复考察,社会就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审视,认清自己可能选择追求的目标。文化——准确地说,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领域——总是同目的论的想法纠缠在一起,而目的(telos)却从来没有被完全或详尽地表述清楚。     

洛克两种性质理论自相矛盾的成因剖析

对约翰·洛克两种性质理论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60年代,特别是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陆续提出过一些独特的观点。迄今为止,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澄清性的,即如何认识洛克的二等性质及其与一等性质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说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第八章用大量篇幅讨论物体性质并提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有些不解,哲学史著作中也只在洛克这里见到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前后不一致的理论,不见上下文。笔者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不明白洛克两种性质理论自相矛盾的成因,其二是不明白洛克两种性质理论在近代哲学史上的确切地位。这两个原因当然不能截然分开,本文主要就第—个原因谈一点看法。洛克在《人类理智论》2卷八章将物质对象的性质分成两类,第—性的质是与物质对象本身不能分离的,无论对象如何变化,它们都存在于对象之中。比如,坚固性(Solidity)、广袤、形状、运动、静止、数目等,它们与其观     

乡镇治理的利益分析

农村基层官员和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权力总是向它的来源之处负责,若要官员对民众负责,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其权力基础更多地根置于民众之中。把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范围扩大到乡镇一级,有望创造一种把农民与基层官员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机制。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自治的实践已经说明,相对公民的文化传统和素质而言,社会自治和人们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人们在理性的公共生活中能够很快地适应现实的新竞争规则。在有关“三农”问题的各种思路中,以乡镇自治最具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