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对政治认同的损害及其修复——基于社会公正视角的分析

社会公正作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它不仅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尊重感和群体归属感的基础,也是政治体系粘合社会成员、建构政治认同与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公权力的不当行使而引发的社会不公表现得越来越为明显且已经成为消解政治认同、引发社会矛盾、刺激民众抗争和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威胁之一.因此,如何通过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不仅成为实现社会公正和增强人们政治认同感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重塑国家认同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常态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认知体系开始了迫不得已的转变。在转变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加以体认,逐步形成了"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体系中,如何重塑国家认同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种重塑国家认同的愿望则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清晰。清末宪政改革就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重建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通过制度选择以重构国家认同的尝试虽然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它对宪政理念的流行以及重塑国家认同的继续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秩序的整合与国家的重塑:梁启超宪政思想初探

宪政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它是随着列强侵入的加强而被中国有识之士所认识和接受.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宪政理念及其实践模式在当时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以梁启超对社会秩序和国家重构两方面的重视为视角,通过分析其宪法现、政党观及君主立宪观来解读他的宪政理念及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变革与重构:清末宪政改革的政治发展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试图通过确立宪政体制,重新整合日渐失坠的权威。这次自上而下的宪政革新运动,如果把它放在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内进行分析,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往往会被忽视,但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则不可小视,特别在宪政文化的历史性建构、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性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历史作用尤为明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加速了传统政治的近代化进程。     

论宪政视域下社会公正观的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而来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使得如何实现社会公正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公正已成为我们评判现代化成就的"阿基米德支点",没有社会公正,我们将无法实践以人为本理念,也无法使人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将成为美丽的海市蜃楼。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为明显和最具破坏力的不公正则往往来源于政府滥用职权所带来的不公正,这就要求我们所要建构和实现的社会公正观必须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在宪政保障下的社会公正才是最真实、最持久和最现实的社会公正。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