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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3,(4)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自元朝以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自己的主权.1911年前后,帝国主义者趁清政府被推翻之际,挑拨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离间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友谊,在噶厦政府及军队中培植亲信,企图搞西藏独立,成立其卵翼下的“西藏国”.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内向力以及近百年来西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使西藏人民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者的本质,更加倾向于中央政府.帝国主义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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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3):38-42
北宋初期,为应付对辽、金、夏战争的需要,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招募牙人,监督商人。熙宁以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在全国各地设置市易司,召雇牙吏,监理商务。牙人集侩、吏、商职能于一身,出入蕃部,招徕商人,参与公私交易,坐收渔利,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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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0,(4)
清末民初,西北各族与内地的皮毛贸易,已替代茶马互市成为一项最活跃的经济活动。皮毛贸易不仅加强了西北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之间的互相联系,外国商人也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廉价原料,马步芳家族在皮毛贸易中积聚资金,成为新崛起的军阀。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清朝建立以后,随着清廷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秩序的确立,以及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贸易的繁荣,茶法、马政也开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康熙初年,裁撤了苑马监和茶事御史,放宽私茶贸易禁令,茶叶改由民间自由贸易。青海地区蒙、藏等族携带羊毛、皮张、土特产等,到东部汉、回等族聚居处,换取茶叶、布疋、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然此时尚无大规模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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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2,(1)
熙河、河湟之役后,北宋攻占了熙、河、洮、岷、叠、宕、湟、鄯、鄜等州,为了稳定蕃部,巩固边防,解决兵饷,北宋在新复地区置州军、动甲兵、开营田,展开了全面经营.本文就北宋在西蕃地区的屯田作一论述.一公元842年,朗达磨赞普被弑,吐蕃王朝崩溃.原驻守在河陇一带的吐蕃军队以及随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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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2):61-65
伊斯兰教和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涵化力。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内核的回、藏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建立在宗教文化之上的道德观、价值观是回、藏民族交往的基础。同时,回、藏民族作为西北地区两大主体民族在其文化形态上又表现出许多共有的地域性特征。因此,要推动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回、藏民族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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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0,(1)
吐蕃与西夏党项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其远祖同属于羌族,唐时,吐蕃浸盛,威逼党项族内迁,唐未,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人民逃离,土地荒芜,牧场废弃,吐蕃王朝逐渐瓦解;居于河陇地区的吐蕃部落“部族衰散”,“自仪(甘肃华亭县)、渭(甘肃平凉县)、泾(甘肃泾川县北)、原(甘肃镇原县)、环(陕西环县)、庆(甘肃庆阳县)及镇戎(宁夏固原)、秦州(甘肃天水)暨于灵(宁夏灵武县西南)、夏(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皆有之”,被吐蕃长期征服和奴役的党项族慢慢得以复苏。宋初,经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散居在河湟地区的吐蕃诸部,逐渐形成了以确厮囉为首的吐蕃政权。河湟地区作为宋与西夏之间的要冲,西夏得河湟,则宋处于辽、西夏、吐蕃的三面包围之中;宋得确氏,则从两方“胁制河西”。而确厮囉政权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宋,成为西夏南下的一大障碍。本文仅就北宋时期西蕃与西夏的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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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63-67
自公元699年赞婆、弓仁附唐,居家凉州,后历诚节、惟贤兄弟,论氏家族三代从戎,战功卓著,仕宦显赫。安史之乱,诚节率诸子及其家僮,扈从肃宗还京。朱泚之乱,惟贤恪勤贞固,始终不渝;惟明仗义勤王,扈驾巴梁。本文对唐代凉州论氏家族三代百余年间事迹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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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9(6):93-98
关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民族、经济政策,过去因史料不足,且现有资料又多抵牾之处,故一般认为,吐蕃对河陇各族采取了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河陇地区经济较前衰退。笔者依据藏、汉文史料及敦煌文书,就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吐蕃在河陇地区的民族政策固然具有压迫性、歧视性和不平等性,但吐蕃向周边地区军事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吐蕃部族向青藏高原以东地区迁徙及西北诸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近百年间,吐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在沿袭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河陇地区经济社会仍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