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理莅临瑞晶城(外一首)——忆温家宝总理视察慰问瑞昌地震灾区

总理亲临瑞昌城，山欢水笑迎亲人。风尘千里情深切，万众舒眉沐党恩。吃穿医疗全问到，新村健步振灾民。中央慰问化动力，勇建家园百业兴。迫旦鸡绷眺翻鹭—忆家乡瑞昌市“ll.26’’5.7级地震烨烨留建地扭天，房塌屋倒史无前。桑田倾刻陵为谷，万众忧心灾接连。闻讯中央深惦念，弟兄省市急支援。帐篷物资忙抢运，慷慨支援建间阎。总理莅临瑞晶城(外一首)——忆温家宝总理视察慰问瑞昌地震灾区@杨庆祥~~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双重保护与双向控制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保护,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的全过程,体现了国际法原则。世界各国一体遵行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1985年通过的《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即1990年通过的《利雅得准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和1989年第44届联大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被公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和共同约束力的法律文献和国际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和儿童人权的大宪章。这些规则和公约,多是我国同意的,而“公约”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正式加入。同国际上这些带有公理性、基石性的法律规范相比,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保护情况是良好的,运行是比较到位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尤其是修改后的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刑罚适用等都做了有利于未成年特点的特殊规定。     

国家赔偿制度之法理学分析

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民主政治通过法律形式得以丰富的重大进步,也是人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的鲜明体现.国家赔偿法同我国的宪法、民法、民诉法、刑法、刑诉法、行政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监狱法、行政处罚法、海关法、税法、土地法、保险法以及其他法律中有关国家赔偿的原则和规范相配套,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子系统),这一制度的形成以国家赔偿为机制,使公民的权利救济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将极大地增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社会主义信念;同时,对于更公正地调整个人与国家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权,促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秉公执法,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序良俗的建设和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诗学态度

从"第三代诗歌"最早两个选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编选前言"和"选本书名"入手,可以分析出两个选本由于编选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从而表现出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诗学态度,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又构成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叙事策略.两个选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与朦胧诗的关系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关涉着两个选本/编选者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规划.     

焦菊隐“心象说”简论

通过对焦菊隐"心象"说的理论渊源、基本涵义、舞台实践等方面的梳理,阐述了"心象"说在中国话剧导演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意义,并指出了重建具有中国特色话剧导演理论体系的重要性.     

对未成年人权利保障体系的探讨

未成年人权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保障论"包括了概念的定性分析,提高认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法治社会的政府责任、教育的作用、家庭的义务、社会的关爱以及主体自我保护的意识引得等一系列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