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同时国民政府把组织人民团体作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变更,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控制的方式及国家同人民团体的互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论民国时期基层乡镇公务人员制度——以杭嘉湖地区为中心

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逐步将公务人员制度引入到基层,以便于国家政权下延,加强基层社会的动员.由于制度设计及具体条件之局限,这一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呈现了先后不同的状态,体现了制度与实践的背离,尤其是乡镇长与乡镇干事.这不仅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基层渗透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层政治现代化的程度.本文以杭嘉湖地区为中心,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公务人员的实际运作情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变动——以浙江省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确立及加强对基层政治的控制，对基层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对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的构建和改革是其基层政治革新的重点所在。由于国家对乡村基层政治控制力的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行政区划变动频繁。这一时期行政变动最为明显地表现为区、乡镇与保甲三者之间地位的确立与性质，以及他们三者之间的互相关系。     

抗日战争前中共对华北乡村防卫力量的分析及策略——以山东为中心

在抗战前,中共对华北乡村社会的防卫组织、力量与武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针对其中不同的阶级与阶层提出了相应的斗争策略,并付诸实施,对于推动乡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抗战前中共由于在华北乡村中力量薄弱,缺乏群众基础,且对乡村民众的革命理念宣传不力,因而仅仅试图通过突发式和革命式的手段将乡村防卫体系中的下层民众纳入革命的轨道之中,显然与预期的目标有相当差距.     

试论民国时期浙江省乡村基层警察之补助组织

民国时期国家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陆续将现代的警察体系引入到乡村基层,以图改革中国传统的乡村治安体系。然限于警力缺乏等因素,这就导致了民国时期基层警察体系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存在名目繁多的警察之补助组织,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向基层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之薄弱。     

近代华北乡村防卫学术研究综述

近代以来,尤其是北洋军阀时期,乡村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整个乡村面临崩溃的边缘。乡村社会在民国时期处于整个社会中最为脆弱的一环,乡村安全成为当时乡村社会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尽管对近代以来乡村防卫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为将乡村自卫研究向纵深研究则需要打破单一学科之局限,采用多学科综合,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武力讨伐”策略简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解决事变分为武力讨伐与和平解决两派。史学界对其中何应钦的“武力讨伐”策略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文章就何氏这一策略的背景，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及目的等方面提出一些浅陋的看法。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