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书法文献与《全宋诗》重出误收关系发微

宋代诗歌与书法关系密切,书法文献在记录宋诗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可用来辑佚诗、审字句、辨讹误,然而书法文献也有许多缺陷,例如后人作伪、误冠作者、串改原诗。《全宋诗》及其补遗文献中,存在误把前代诗歌当宋诗、同一首诗歌分属不同作者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区别书画作品中诗歌的书法题写者与诗歌真实作者的关系。在文本字句上,书法文献中的诗歌,还存在更改标题、串改字句、分割组诗、割断全诗的变异情况。     

《岳阳楼记》“越明年”训释定谳与岳阳楼的增修时间

范仲淹《岳阳楼记》“越明年”作何解读，其中既有史料解读的分歧，也有词汇训释的差异。“越明年”的解读，当从历时性的语料研读入手，找出直接的证据。从时间记载确切的墓志资料可以看出，“明年”指的是次年，而非第三年；“越”字与时间连用，有“越”+时间点、“越”+时间段两种，前者表示的即“越”字后的时间，《岳阳楼记》之“越明年”正是如此。后者表示的是跨越、度过一段时间，“越”字为动词。在“越”+时间点这种用法上，“越”与“粤”相通，“越以”和“粤以”用法一致，“越”“粤”二者均是句首无意义的虚词，不能训作介词“到”“于”等义。因此，“越明年”即“明年”、次年之义，在《岳阳楼记》中，指的是庆历五年，而非庆历六年。对滕子京《与范经略求书记》时间的再解读，也可判定岳阳楼增修在庆历五年，与词汇的训释结果相吻合。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唐代刺史行县活动与诗歌

行县，指的是官员对属县进行巡视的活动，任务是劝农和抚恤。行县起源于先秦，在东汉演变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与行县相关，行春活动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一般在春季进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县制度在唐代主要由州郡长官承担，职责是劝农抚恤。在行县活动中，刺史创作了反映农事活动的诗歌，表现出悯农善政的情怀。同时，刺史往往藉行县之机悠游山水、宴集唱和，当地文人也乐于与刺史交游，增强了当地文坛的凝聚力，促进了干谒诗、交游诗、送别诗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