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新词语看"现代性"新词语的来源和发展——兼论"标志性子词语场"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

“新词语”在词汇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新词语实际指新义位。为新概念造词是新词,旧词产生新义位也是新词。旧义位的新用法有的能产生新词,有的不能。新词语是一个时期所特有的,是一个共时概念。一个时期的新词语系统是标志性子词语场,是与上一时期区别的标志,是划分词汇史的标准。而“基本词汇”由于它的稳固性、普遍性、能产性,它是词语最底层不易变化的成分,因而不宜于作划分词汇史时代的标准。现代汉语中反映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词语系统产生于明末清初,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     

汉语词汇理论、词典分词与"词"的认知

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语音、语法、词汇、文字等几个主要方面中,"词"的问题最困难,主要是划分"词"的标准问题。词的确定标准,在现有词汇理论方面存在异质因素,每一种标准都很难贯彻到底,表现在词典分词上则更为混乱。其实,"词"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命名的心理现象,划分"词"的标准要循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命名的心理去寻找。造词之初本义理据的整合性为汉语划分"词"提供了正确的标准。     

周易古经韵考韵读

本文是从音韵学角度研究《周易》古经的。探讨了古经的协韵情况，分析总结出古经韵部系统为２６部，并且与甲骨文、《诗经》、《楚辞》的韵部系统相对比，确定了韵部系统所反映的绝对年代，从而确定了众说纷纭的关于古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发现了古经是比《诗经》还要早的民歌、巫歌的文学性质，驳正了近现代以来在《易经》研究方面如标点等重大失误，努力使古经归还了本来面目。     

论词义与词的区别

词义和词是语言中两个不同层面的元素。词是语言音义的结合体，词义是这个结合体中的意义部分。词的本质是语音的物理性和语义的社会性，词义的本质只有语义的社会性。因此，词和词义不同：一，数量不同。古今汉语词汇约有４０万条，而古今词义的有２０００万个。二，结构不同。词的结构只有独立。联合、定中、述补、述宾、主谓、重叠等几种类型，千千万万的词可以共用一个结构形成。词义一个意义就有一种结构形式，语言中有多少个词义就有多少个结构形式。词义的结构十分复杂。三，构成成分不同。词的构成成分只有词素一种成分，而词义的构成成分有义库、义位、义素三级单位，三级单位又各有自己的构成成分，各级单位的构成成分也十分复杂。     

从字的训释看两部词典吸收训诂学成果方面的问题

研究、编制辞书，古代训治学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丰富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科学的成功经验。简单地概括，可以叫做“两大资料”（训沽专著和训释资料）和“两大经验”（说文系著作的经验和雅学系著作的经验）。我们现代编写字书辞书，尤其是历史性字书辞书，应当汲取这份文化遗产。因此，《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把“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继承前人的成果”，“注重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等，写在自己的“前言”中，作为最高目标。现在，拿了这种标准来检查这两部辞书，基本达到了它预期的目标。但是，从严要求，仍不无遗憾，还有一些好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我们以这两部工具书对“放”字的解释为例，谈几点看法。     

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

训诂学是我国古代学者从认知方面研究汉语语义的传统学科,词汇词义是其核心。词汇学是近百年来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新学科,其研究中心也是词汇词义。但是,这两个学科产生的条件不同,哲学基础不同,研究汉语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因此,对词汇词义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研究的都是词汇词义,它们又有一定的内同性。差别和内同都反映了这两个学科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当中就包含了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原创性。其重点在于汉语语言单位、汉"字"的性质、汉语词汇的单位、结构和理据以及词汇系统等问题。     

竹书《易》、帛书《易》与传世本《易》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问题

《周易》研究,在历史上分象数、义理两大学派,因而形成《周易》研究的象数易和义理易两大领域,但由于不重视语言文字,造成了“狐不守丘,叶不归根”的局面。《周易》的现代研究,应当接收历史的教训,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包括象数、义理、语言文字三大内容。针对《周易》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帛书《易》、竹书《易》语言研究的现状,目前亟需解决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版本问题,《周易》语言文字的性质特点、时代性问题,《周易》语言的口语性、社会性问题,古音通假问题等,以纠正《周易》语言文字研究中一些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