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比较

论题对法释[2001]29号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84条第一款的解释》两者的效力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基本要件、何为“以个人名义”、何为以“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以及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归类问题进行了探讨。     

防卫权行使困局的成因及其破解

出于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部门利益需要,不少防卫人被作为＂斗殴＂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往往按照＂不得已＂标准考量防卫人的行为性质;防卫人在罪犯逃离现场从而获得防卫机会时进行防卫,往往被一刀切地认定为＂防卫不适时＂;公、检、法受理防卫类案件的程序和特点,使得防卫人经常被定性为＂伤害（杀人）＂而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和救济,最终,形成公民不能、不愿行使防卫权之困局。破解对策为：规范涉及＂斗殴＂定性处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明确不得按照＂不得已＂标准判定行为性质;确定犯罪嫌疑人携赃物逃离现场行为性质为＂正在进行＂;对＂扭送权＂相关内容及其范围、对象和损害后果之责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细化,使其切实可行。     

敲诈勒索罪定性研究

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具有极高的定性价值。权利受侵害人获得的救济权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两个层面,不能以实体性权利否定程序性权利。构成敲诈勒索罪所使用的“威胁”、“要挟”方法,应当予以合法性审查并符合明确的法律标准,同时,防止把民事“胁迫”升格为刑事犯罪的敲诈勒索。“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要件有其规定的识别价值,具有排斥“凭空地”索要他人财物之外的索要财物行为入罪的规范意义。一个以获取财产为目的的行为,其性质应当由是否具有合法性根据来决定而不是由数额是否合理来决定,数额只能影响其合理性。     

侵占罪研究

研究了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强调根据实际情况认定案件性质;对侵占罪的证据、取证及利弊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侵占罪的刑事立法是不必要的,也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全面认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价值

新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三项基本原则之首。本文从该原则的主要内容和法学界对其认识的变化入手，分析由此引起的对于新刑法相关的系统性影响，提出应全面认识和理解新刑法第三条     

合同诈骗罪研究

违约(包括故意)以及欺诈行为,仍然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合同诈骗则属于刑事法律调整的犯罪行为,二者之间以是否存在一个真实或基本真实的交易为分水岭;交易条件是否真实、透明,不但影响对案件性质的认定,也决定其民事争议的最终处理;交付之后的行为被认作诈骗行为表现的,必须特别慎重;而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应坚持审查其是否具有“将他人财物永久性地归自己完全享用”的主观内容。     

抑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设计

贿赂犯罪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低风险 ,这和贿赂犯罪证据相对稀缺密切相关。而现行法律对于行贿、受贿同时打击的双打法律制度 ,促使双方为避免刑事追究形成利益共同体 ,贿赂犯罪的信息、证据更难以逸出、取得。应当充分重视行贿、受贿双方内部固有的矛盾、对抗关系 ,并相应地设计采用单打法律制度 ,利用制度的力量 ,促使双方自始至终朝冲突、对抗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证据稀缺问题 ,最终提升贿赂犯罪受查处、惩治的机率 ,收抑制其发生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