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的“次”与“格”“位”之比较——兼评何容、林玉山的“次”理论

马建忠以普遍唯理语法为原则,将西语的 cases(格)译作“次”,并移植到汉语。由于汉语无词尾形态,故马氏的“次”不能与“格”尽相吻合;但两者的精神一致,就是讲“实字相涉之义”。模仿西语的“格”而设的“次”,因为汉语名代词没有词形变化而无意义,这与黎锦熙、刘复为汉语所设的“位”是一样的。是外,马建忠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语法实践上都没有将介词等同于西语的“格”,而何容在对待“次”与“位”的态度上前后矛盾。     

“巧”为“职官 人名”结构证——兼释一组同源字

先秦典籍中的“巧”一词，前人多理解作“形容词＋人名”结构，但这种结构未见诸同一时期的文献，故应重新审视。有人已经证明，“巧”可用作名词，训为“工匠”。据此，“巧”应是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职官＋人名”结构。工、巧、考、四字音近义通，可以互训，是一组同源字。“巧”在文献中也作“工”，而“工”是“职官＋人名”结构，这也为“巧”属于这种结构提供了佐证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真力弥满 万象在旁——《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读后

于亭教授自中学时代起便沉醉于中国古典文献,加之古今中外广综博览,思维活泼跳荡,一旦发为文章,自然不同凡响。其《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研究》)30万字,可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从"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一)

“数 度量 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同一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前者从空间属性角度对事物“类”的计量分割,与度量词使用中的“利益原则”,造成了个体名词与之搭配度量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语义变化;而后者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语义特征“[±有生]”、“[±个体同质]”、“[±属性突显]”,制约了个体名词内部次类同度量词的搭配选择,并由此给个体名词进行了下位划分。     

“地”与中国文化

“地”与中国文化杨逢彬《说文·土部》云：“地，元气初分，轻清扬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这段说解，显然有些牵强而不着边际。笔者以为，许慎对“土”字的说解，才较为接近“地”的本义，详见下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也”字。“也”的古音在支...     

《马氏文通》的“次”与“格”“位”之比较──兼评何容、林玉山的“次”理论

《马氏文通》的“次”与“格”“位”之比较──兼评何容、林玉山的“次”理论杨逢彬马建忠以普遍唯理语法为原则，将西语的ｃａｓｅｓ（格）译作“次”，并移植到汉语。由于汉语无词尾形态，故马氏的“次”不能与“格”尽相吻合；但两者的精神一致，就是讲“实字相涉之义...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

殷墟甲骨刻辞中 ,“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 ,但它们不是连词 ,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 ,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 ,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明 ,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