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符号学观照下的三位一体翻译观

翻译研究经历过的三种主流研究范式(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都未能真正揭示翻译这种交际行为的生命力.皮尔士符号学中"符号-对象-解释项"三位一体的合同性指号模式对翻译研究有着重大启示:它使研究者克服了以往三种范式对符号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分别偏颇.我们也由此认识到翻译在共识性真理观下的阐释多样性,即翻译在维持其本体的前提下焕发的勃勃生机,从而"还翻译以生命".     

从德里达“延异”的概念反思传统翻译批评的“忠实”标准

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形而上学的“忠实”观念试图将翻译束缚在“忠”与“不忠”的两个极端，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概念指出，能指所指涉的事物只是一个虚幻的在场，而不是事物本身。这就消解了意义的绝对性，也终结了“忠实”的神话。这样的解构促成了翻译批评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影响译文面貌的其他因素，从而更加适用于当代全球语境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哲学实践转向的启示:后解构主义时代的译学反思

随着后解构主义时代的来临,翻译学面临着新的思考,那就是如何重新定位翻译研究的本体.对此,20世纪后期发生的哲学实践转向给予我们重大启示:我们需要回到翻译实践-即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去发掘翻译的理性,从而实现译学的本体回归.     

论后解构主义时代译者主体性之重构

由解构主义主导的译论忽视了实际的翻译发生过程,在将译者主体性推至极端的同时也导致了翻译本体论的沦落。本文立足实际的翻译活动,以主体间性为依托来建构译者的主体性,指出译者主体性实际上是不同翻译主体之间对话、碰撞而达致共识与融合的结果,是一种在框架规约下的自主发挥。这种认识克服了解构主义语言虚无论的局限,为后解构主义时期译学的本体构建作出了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