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理政权的军帅制——再论大理政权的性质

大理政权的基本军政制度是军政合一的军帅制。军帅制不同于自秦汉以来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帝制。封建君主帝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地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军帅制则是农民起义军在农民战争中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军与封建专制帝制斗争的政体。大理政权的最高统帅总统兵马大元帅,不是一家一姓世袭的皇权的承袭者,而是在反清农民战争中,由各路起义军首领推举,拜帅任职,执掌大理政权最高权力。大理政权帅府采取合议制。帅府是大理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主管大理政权军政事务。     

杜文秀起义研究的新篇章

本刊2009年1—4期和今年第1期开辟了《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先后发表了21篇文章,参与了郭沫若、范文澜二位前辈横加给中国近代史前沿杰出人物杜文秀卖国主义的讨论。学者们或利用英国伦敦保存的皇家档案资料,或查阅云南地方文史资料,或深入民间调查老百姓中祖辈相传的口碑资料,他们以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论驳了郭、范二位学者横加给杜文秀的种种不实之词。本刊5期栏目的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们纷纷给编辑部来信,积极参与讨论。有的文章直陈杜文秀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有的说郭、范二位学者对杜文秀只扣帽子、打棍子,没有拿出历史资料来说活,以势压人,这种文风不可取;有的建议杜文秀的讨论应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有的批评当前史学之风的浮躁;有的更正了郭、范二位文章中引文的失实和曲解;有的说他们二位的文章只盯着英法殖民主义者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引,不做辨伪考证工作,这是个方法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的就中国传统学术,讲考据、义理、词章,二位学者似乎对这几方面都疏忽了,读者不理解;有的说回回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人物,应该解放思想,冲破阻力,多多宣扬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有的引梁任公的话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论杜文秀起义的历史意义

本文认为,清朝咸、同年间在云南发生的回民杜文秀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杜文秀起义响应、拥护了太平天国起义,与后者遥相呼应,是以后者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杜文秀起义坚持时间长达18年,地域涉及滇、桂、贵、川等省,因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滇、桂、贵、川等省的封建统治,使其呈现摇摇欲坠之势。第三,杜文秀起义对晚清云南社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变。     

吕志伊

吕志伊字天民,别号金马及侠少,生于公元1881年5月17日,原籍云南省石屏县人,后随他父亲吕金山到思茅落籍。吕志伊“幼敏慧好学”,到普洱入宏远书院,勤学苦读,肄业后,为求进一步深造,到省城昆明入经正书院学习,他“究心经世学,兼能诗古文”,成为经正书院的高材生。在清朝末年,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要求功名,就要参加科举考试。当年,恰逢庚子辛丑科并科乡试,吕志伊参加乡试,乡试合格,所谓弱冠中举。到1904年,吕志伊被派往日本留学,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     

李根源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1879年6月6日生于云南省腾冲九保,先世是山东益都人。李根源的父亲李大茂,字蔚然,世居腾冲九保右安街。李根源六岁时,跟随祖母学《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七岁时,父亲教他读《出师表》、《正气歌》、《朱柏卢治家格言》。八岁以后,在家乡读私塾,老师杜子涛常给他讲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故事,称赞:“石达开死事最壮烈。”这给李根源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惜其时根源幼无知,不能笔记。”十三岁时,清政府“驻英大臣薛福成之参赞姚文栋、馆员黄致尧两公自缅甸来,抵九保”,找李大茂了解边地情况,李大茂讲述“木邦、猛密事及猛卯、陇川管地被侵     

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

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英国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正式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划道衡所带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其他说明献"大理所管之地"的图、"献土称臣"及要求出兵援助的信件,都是离开大理以后形成的,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直接授权处理的合法依据.这些离开大理以后在云南以外形成的<上英皇表>及信件本身,不能证明刘道衡具有大理政权"使臣"的合法身份.诸种史实表明,刘道衡不是杜文秀派出的"使巨",他以杜文秀"义子"的身份充当杜文秀派往英国"使臣"的身份是假的,是他脱离柳映苍派出的以马似龙为首的使团后自封的.     

云南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分期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延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曾广泛存在于中国南方诸省区,但主要又是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以云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最具有代表性。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了约七个世纪(1253——1956年),它是与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其产生、发展及消亡是与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中央政权依据各民族地区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采取的基本政策紧密     

对“清咸同年间云南农民起义中的民族关系”一文的两点意见

《民族团结》1961年7月号刊载了“清咸同年间云南农民起义中的民族关系”一文,在论述各族人民间的团结友好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等方面,给我们不少教益,我是同意作者木芹同志的论述的。但也有一些问题,愿提出来与木芹同志商讨。一、杜文秀进驻大理前“各族人民之间仇杀”的问题。     

刘道衡《上杜公书》剖析

<上杜公书>不是刘道衡呈文的原件,而是刘道衡已经流落缅甸时期编辑诗文集时的文稿副本的传抄本,到沙元的文稿抄件已经是第四次抄本,早已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帅府文献的价值,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材料,不能作为评论杜文秀大理政权外交政策的证据或依据.在刘道衡诗文集文稿末所抄录的"大元帅批"文,也看不出是否是"大元帅批"文的原貌.刘道衡呈送<上杜公书>后,并没有移送帅府内阁审议,并对审议结果作出裁定.仅有杜文秀个人对他文章的评论,称之为"古文好手",没有涉及他的献策内容,更谈不上是否采纳他的献议,刘道衡谋求出任大理政权派赴英缅专使的企图也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