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探析

晚明时代处于才女文化空间中心的特殊知识女性——名妓,演绎了繁盛的名妓文化,但其最终性质却是悲剧的。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中的际遇遭逢;作为一种妓女文化形态的两面性;凄凉的结局。这种悲剧性是由于名妓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受人歧视的社会身份决定的。     

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

明朝初期,部分蒙古、女真人南下,投降明政府,被称为"达人".在优抚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受到明前期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庇护,在授官、俸禄、通关等方面享有特权."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对此,虽然有远见大臣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因"达人"在皇权制衡中的特殊作用,终得到权力阶层的支持而使有关建议被搁置.     

晚明知识女性社会交往方式论析

晚明特殊的社会环境,从软性资源和硬性资源两个方面为女性建立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女性展开多种多样的社会交往,其方式主要有外出游历、做闺塾师、参与政事、文学酬和等。这种交往成为中国女性独立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贵开端,并沉淀成一种历史资源,由这种交往而沉淀的闺秀传统,形成代际传承,对后世清代才女、民国名媛的社会交往也产生了影响。     

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探析

晚明时代家庭知识女性和非家庭知识女性分别生活在两种界限分明的生存空间中,前者公共空间私人化,后者私人空间公共化,尤其是后者,对非家庭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主要包括城市、市井、青楼等公共场合和官吏、士风、市民口味等与非家庭知识女性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和事。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有其特殊的生成背景,这些背景和生存空间一起,对晚明这些知识女性的文学修养、艺术才华、气质韵味、价值理念产生着作用。     

文化价值观视野下的中美关系

学人研究中美关系，多从国际形势、大国关系、力量对比以及地缘政治、经贸往来、意识形态等具体的显性的层面进行分析，较少从文化和文化价值观角度探讨中美关系。
　　文化价值观是在长期的历史和传统沉淀中形成的，它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设置、政府组阁形式的选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政策及相互间的外交措施而言，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决策者的思路和底线。     

晚明江南名妓与名士的婚恋情结

晚明时节，很多江南名妓以自己的才情、气韵和不懈努力，追求婚姻形式的最后归宿，和名士共同谱写出一首首才子佳人风雨绝恋曲，形成浪漫的士妓婚姻文化。这种婚姻文化不仅是晚明名妓文化的延续，也是晚明社会风雨飘摇的缩影，同时也透露出当时社会个性主义、人文思潮涌动下女性婚恋观的悄然变化。     

晚明藏书热潮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研究

晚明出现的藏书热潮给当时的社会女性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藏书热潮产生的个体效应——科考意义的式微、与正统文化相连的身份意义及家庭意义的凸显,使得文人、家族逐渐认可女性才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得以培育和发展;藏书热潮的社会效应——读书风气的盛行,促进了书籍阅读的大众化、普及化,各种读者群体大增.读者群体的扩大,增加了读书人在公共领域的舆论力量,使其能够对抗政府的礼教系统,给女性才学的施展以舆论空间.藏书热潮作用于家庭,为女性营造了阅读和书写空间;作用于地方,促进了地方名流对女性才华的推助和认可;作用于社会文化,男性文人对女性作品的评介峰起,催动女性读者兼作家群体的诞生,从而在多维度上拓展了女性文化生存空间.但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是相对的,它决不是专门为女性营造的,更非与男性文化生存空间并行而存,丝毫没有改变女性依然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论晚明名妓的艺术表现及其艺术史地位

本文尝试通过晚明名妓的艺术才能、艺术活动及其所映射出的可贵的艺术精神,来给予晚明名妓应有的艺术史定位。与其他时代名妓相比,晚明名妓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最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晚明名妓技艺精绝、数艺兼通等艺术才华方面,还表现在日常活动中她们主要通过艺术表演来娱客,与前代名妓主要以色侍人的娱客形式有较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晚明名妓在艺术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富有艺术史意义,因而使得她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凸显出来。     

荀子、王充哲学中的儒士观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荀子、王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其哲学中的儒士观包涵了对各个儒士阶层的看法及对儒者社会作用的分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知识分子认识自身的社会使命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政治使命、道德使命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