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讲史小说中的“架子花脸”英雄形象浅析

明清讲史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着类型化倾向。而草莽类英雄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在外部体态、性格特征、语言与行为方式上与常人有着较大不同,如同戏曲中的"架子花脸"形象,是"力"与"勇"的化身。尽管在作品中只是个陪衬角色,但是他们起着其他人物类型无法企及的功能与效用。而且他们身上保持着人民的本性,寄寓了人民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情趣,因而更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孙悟空的名号与《西游记》的主旨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名号有一个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圣-孙行者-斗战胜佛的变化，亦可称之为心与魔之间相交的变化。二者相交反映着孙悟空的心路历程，即求心-束心-放心-收心-正心的过程，而这也正是小说的主旨。且心魔相交之说在《西游记》主旨探求过程中始终是一条重要支脉而延绵不断，这与晚明大行其道的心学思潮有着紧密关联。     

宋元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受民间说唱艺术影响而衍生，面对市民阶层这一广大的接受主体，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绎古今故事、市井生活。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注重作品的娱乐性，力求浅显通俗，涉笔成趣，也促成了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进一步大众化，成为各个阶层尤其是民众所喜爱的文学样式，从而成为展现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要载体。     

论唐传奇的娱乐功能

唐代“有意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注重作品的娱乐功能。作者多为文人,他们为求上层赏识以中科举,努力展现自己的才华文笔,自觉、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突破了史传的影响和束缚。他们强化小说的虚构特征,丰富小说的内容,像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笑话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但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都成为了小说的题材。小说的娱乐功能还表现出内容“奇幻”、情趣“高雅”却又语言“谐谑”等相互融合的特征。     

一部宋代辞赋研究的力作——刘培先生《两宋辞赋史》读后

长期以来，治文学史者多受到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说的影响，普遍流行着“楚骚、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似乎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文体变迁史，一个时代就只着眼于某一种文体的文学。于是乎论辞赋，似乎只重汉代，无论他朝；讲宋代文学，似乎只重宋词，其他文体形式少有人问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整体繁荣，     

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献疑——兼论明代苏文评点的学术价值

苏轼散文评点于明代最为突出,尤其是至晚明时期趋于繁盛,涌现出众多苏文评本与评家.明人主要对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和把握,并借此阐明苏文的成就及苏轼对散文的贡献,综而观之,虽无开拓创新之举,却也有发扬光大之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苏轼的文学史地位.这也使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显得不够妥贴.     

大鹏形象的演化及文化意蕴

大鹏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带有神奇象征色彩的意象,自庄子《逍遥游》始,于古代诗文、小说、戏曲中频繁出现,这一形象对于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尤其是士子文人的人格理想、精神追求具有重要影响。从佛典中追溯其渊源及形象演化,也可以看出外来文化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孙悟空与撒旦的形象及其文化意蕴之比较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失乐园》中的撒旦均是反抗封建主流社会的叛逆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相同处,但由于两者产生的时间与文化背景不同,在反叛的目的、手段、结局等方面存有差异,因而属于不同的类型形象,从而昭示着中西社会、文化及民族心理等层面的显著不同。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高旭文学思想初探

高旭是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文学思想也很有时代代表性。他认为,文学应随时代而变化,因而“变”是其文学创作的线索。他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要求它具有社会内容,反对无思想性,但也须注重文学的艺术特质,讲求文学的功利性与愉悦性的统一。然而由于时代社会思潮及个人世界观的影响,他的文学理论在中与西、创新与复古的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