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法律宣传和普及的历史经验

中国的法律宣传和教育活动源远流长,法律制定权集中于中央,保持了法的统一性。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宣传和普及,立法上追求简约,使得法律通俗易懂,为法律的宣传和普及提供了前提;加强对法律的宣传和普及的重要主体——官吏的法律素质培养;注重法律宣传手段的实践化、生活化和通俗化;从宣传主体、客体以及宣传途径三个方面着眼,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法律的宣传和普及。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     

"比较热"下的冷沉思——中西比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运用状况之评析

中西比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表现为笼统定性,力证西方的法律制度或因子已存在于中国传统法中;二是表现为简单地以西法为模式,而苛责中国传统法的简陋.这都悖离了比较的原理和要求,而落入了"比附"的俗套.在创造和构建今天中国的法文化中,法律史研究需发挥文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遵循比较的原理和要求,竭力探寻和破译中华法系的社会文化遗传密码,摒弃"比附",寻求中国法律史的"自我".     

“亲亲相隐”制度的心理基础探析——从本土心理学的视角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丰富的法律制度资源,蕴涵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对这一制度或者文化现象的心理基础的探讨,不能仅局限于它的人类性的层面,还应该着眼于它的本土化层面,应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与本土化的立场来审视这一文化设计.探析该制度产生存续的本土化心理基础,有助于揭示其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及功能.     

人大代表制度改革进路初探——以“三驾马车”式制度建构为结论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运作模式可以抽象为“博弈制约”模型；该制度实际运作中的很多问题，源于作为博弈一方的人大代表没有与另一方处在实质平等的地位上；只有建构人大代表专业化、专职化和团队辅助制度。才是推动问题解决的根本所在。     

吐蕃《都督为女奴事诉状》的法理分析

吐蕃《都督为女奴诉状》是有关借贷纠纷的答辩词,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其展现了我国古代丰富的民事法律文化,从中可以窥出,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亲亲相隐的心理学解读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法律制度资源,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的。从人类共性和本土心理学的视角探析亲亲相隐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以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从而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浅探“亲亲相隐”制度的人性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共同选择，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根基的，它所体现的普世性的人性动因是被选择的主要理由之一。对亲亲相隐制度所蕴含的人性基础和心理动因加以探析，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有助于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并拓展新的理解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