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

2006年12月22～2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10 10”全国高层论坛,与会代表分别从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成因、表现、后果进行了深度反思,就我国城镇化发展如何转换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深入探索。本刊发表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述评

国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主要侧重于产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对城乡空间布局的影响多为理性判断和现象描述,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引发的城乡空间演变的解释性研究和评价性研究、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角色和作用、农民分层和社会空间重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优化等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对现代苏南模式转型发展的思考

"十二五"时期,是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苏南地区更是要走在江苏的前列,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苏南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与在实践中走出来的苏南模式是息息相关的。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现代苏南模式要继承苏南模式的核心价值,把握好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内涵,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模式的内生动力,助力江苏早日实现现代化。     

江苏省东陇海线工业带建设的战略思考

江苏省内东陇海地区处于陇兰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的交汇地带,加强该地区的工业化建设尤为必要。未来东陇海线工业带建设应遵循以下发展思路:以经济开发区为载体,促进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跨越传统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强江苏省内的南北合作,从市场和政策两方面进行协调;构建徐连双核空间结构;加快三大轴线建设,增强徐连经济圈与长三角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长三角新一线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化和市场化影响下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巨变.以长三角新一线城市苏州为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方法,对城市社会区类型进行划分.研究结果显示,影响苏州市社会区主因子有外来人口因子、知识分子因子、退休人员因子、城市住宅因子、农业人口因子、城市老城区贫困因子等六个因子.苏州城市社会区分成工薪阶层集中分布区、城郊农业人口聚集区、退休人口聚居的老城区、贫困人口聚集的城市中心区、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区和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聚居区等六大社会区,社会空间整体上呈现"圈层+扇形"结构模式.     

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基于"走向可持续城市化"国际学术会议的启示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和美国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协办的"走向可持续城市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14～17日在苏州大学召开.     

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理论反思

本文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反思,认为是专业化经济导致的网络外部性而不是规模经济促进了产业集聚,指出运输费用在产业集聚中的决定地位逐步降低,过于倚重模型忽略了产业集聚中其他重要的因素,如制度、文化等。     

江苏城镇化空间结构转型研究

“十二五”时期,城镇化仍是江苏的重大发展战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江苏城镇化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实现城镇化空间结构的转型.城镇化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城镇化空间结构转型,要从全球化视角构建全球创新链,提升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从大区域视角谋划空间发展战略,实现区域间发展的良性互动;从中观层面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实现区域内的分工协作.     

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思考——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

目前,西方关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相对以前基于城市社会要素分异的描述和一般性解释而言,当代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更加注重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机制阐释,社会空间形成背后的社会结构、体制、权力等解析成为主流研究范式,同时,更强调社会空间的行动意蕴和均衡空间观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很大分异,但是由于增长联盟的形成导致社会反制力量的缺失,均衡社会空间观无法建立,城市空间出现失衡和蔓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因此,重塑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建立增长联盟的反制力量,是推动我国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江苏省创新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9年至2014年江苏省13市的科技统计数据,采用数据包络方法DEA-C2R模型,客观地计算江苏省各城市的创新效率。计算结果显示苏南的创新效率较苏中与苏北有较大的优势,但13市的创新效率都是呈现上升趋势的。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认为政府扶持、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对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最大,而产业结构的影响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