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心理形成机制初探

本文在总结“国家形象”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内涵与主要特性,借助“认知透镜模型”建构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基本框架,指出首因效应、好恶效应、光环效应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结果的主要心理因素,而抽样错误、信息不充分加上文化、价值因素的过滤作用通常会导致对华形象认知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理论与实践--初步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指出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当代解释力不足的基础上,着重借鉴泰德·霍普的概念及兰德尔·施韦勒的分析体系,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联盟理论,即“威权式联盟”理论。这一理论事实上并非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联盟理论,而是针对冷战后建立于美国一元化权威之上的泛西方大联盟所展开的理论分析。作者将这一联盟运行的逻辑或理论基点假定为“利益平衡”和“安全平衡”,认为这一“双平衡”既是作为失衡政治产物的“威权式联盟”赖以运行的隐性逻辑,也是各国联盟政策决策的路标;该联盟构成的巨大的体系压力与美国霸权意识的再度勃兴使得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追随政策以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成为各国联盟行为的主要向量;制衡将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国家行为,“安全平衡”应是各国对外政策目标中不容击穿的底线。     

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1964-1968)--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军事上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其核选择(指使用战术核武器)被美国军政高级官员日益严肃考虑并几度欲付诸实战的过程.依据有关解密文件及当事人回忆录,考察了越战时期约翰逊政府进行核决策的过程,认为致使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核选择而宁愿承受很高人员伤亡的因素,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苏联可能的核报复的忌惮,还有美国军政双方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中一直存有严重分歧;核禁忌观自朝鲜战争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产生日益持久的政治和伦理制约;美国考虑到单方面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仅缺乏足够的军事功效,其所带来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灾难性后果可能远远大于越南战争失败所付出的军事政治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