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行为实质确定力的相对性

是否应该享有撤销原行政行为的权力 ,日渐成为依法行政进程中迫切需要弄清的行政主体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以此为着眼点 ,冷静地分析了行政主体撤销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对其进行积极规范的必要性 ,并提出对行政行为实质确定力和相对性进行限制和规范的方法与途径。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相对偏低且增长缓慢，依然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农业发展阶段性变化，非农产业阶段性变化，过度松散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投入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要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必须相应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包括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大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     

从行政不作为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发展

行政行为是政府与社会发生关系的直接桥梁 ,尤其行政行为中的行政不作为是揭示政府与社会运行领域问题的恰当切入点。本文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 ,政府与社会都应处于法治之下 ;其次 ,在法治之下 ,政府与社会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既应适度分离 ,又需紧密结合 ,良性互动。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速发展 ,促进民主政治真实而有效地运行 ,将为法治国实现奠定稳固的基础     

赫费道德哲学与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差异性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天人合一”,它重在“合一”、“一体”,不注重主体与客体之分,它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融为一体,倡导一种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它一般从人性出发,解释道德的起源;赫费的道德哲学凸现生存中各个因素间相互联系及相互依存的辩证思维,致力于用道德来评估人的行为及社会制度是否合符理性,主张追求个人利益,实现自我,它对道德起源作了多维解说.赫费的道德哲学与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差异由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及思维方式等因素所致.     

罗伯特·施佩曼的善恶观论析

善恶观念是道德哲学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是人们对某种行为或事件道德与否的评价、观点和看法。随着社会生活中价值观、道德观的急剧变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如何把握善恶的本质及功能,如何确立善恶的标准以及如何对善恶问题进行新视野、多角度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罗伯特·施佩曼认为“善”与“恶”受制于文化形态、时代、社会阶层以及使用该词语者的性格特征等诸多因素,它具有相对性。判断行为是否“善”的最终标准就是看此行为能否促进人格的健全发展。一个人一旦形成了坚定的内心信念,就会在内心信念的支配和驱使下,对自己的道德活动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审视,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产生善举。     

国家权力视野中的人权保护

国家权力应当承担保护人权的责任,这已是共识,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保护必须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在传统中国社会,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一再被设定为家长与子女式的,缺乏国家对个人的尊重,以至于国家常常以保护为名行干涉之实。对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是应当反思并进行批判的,但更应当积极探索国家权力对人权进行尊重性保护的合理内涵。     

奥特弗利德·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探析

奥特弗利德·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是在反思、升华、重构古代生活艺术学及斯宾诺莎和康德等哲人的生活艺术学说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个完整体系。该学说以生存一元论克服了传统的实体性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把“存在”还原成动词“生存”,对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多元多维的分析与考量,是一种以获得幸福为宗旨的动态的、开放性的生存美学,凸现了生存中各个因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及多元共生,是对个体自我生成性本质的一种较新的开显方式。     

论中国传统司法权的构造

中国传统司法权的内部构造表现为司法权主体不是超然于诉讼当事人之外,而是凌驾于诉讼当事人之上,司法权主体借此地位将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强加于当事人。外部构造表现为司法权在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司法权或完全由行政官兼理,或随时被行政权干涉。中国传统司法权之所以表现出此种构造模式,需要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去寻找:传统社会的秩序观、纠纷观和诉讼观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权的构造形式。     

妇女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制度环境分析——以“农家女”为例

个案的观察和分析往往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可信性,＂农家女＂这一个案的选择亦出于同样的考虑。从＂农家女＂这一个案中能够看到妇女民间组织在形成之初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以及在发展之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但是,观察和分析＂农家女＂,亦能看到妇女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制约问题。要保障妇女民间组织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必须改革现有制度,逐步改善妇女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论赫费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及康德自律论之关系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