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

尽管行刑是刑罚运用过程的最后环节,但是,行刑效果如何则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执行权将有助于行刑效率的提高与刑罚运行机制的完备。通过对当代中国刑罚执行权的现实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现行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科学合理,存在着行刑权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彼此抵牾之处,这严重地影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理念,科学地配置刑罚执行权,乃是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法学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学科,只有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法学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法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与完善,是法学实践教学依托的重要阵地。当前,法学实践基地的运行机制并不顺畅,形式化较为严重,严重制约着法学实践基地功能的发挥。只有建构双赢模式的实践基地,完善法学实践运行机制,才能切实实现法学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转换。     

服刑人员的话语权与程序正义——以刑罚执行变更为视角

服刑人员的话语权直接关系到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完备与否。由于服刑人员处境的特殊性，使其难以在刑罚执行的话语世界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服刑人员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话语权的缺失，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彰显。为此，通过对服刑人员话语权的现实考量，积极探寻刑罚变更执行中服刑人员话语权实现的路径，以体现程序正义的旨趣。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兜底性条款的限界设定——以非法经营罪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确性和禁止溯及既往,以此满足国民预测可能性要求,从而为人们行动自由提供前提性条件。法律的稳定性使得刑法一时难以应对社会情势的变迁,为了严密刑事法网,于是刑法条文中出现了兜底性条款的规定。为了满足司法明确性的要求,司法机关对兜底性条款作出补充解释,使得兜底性条款外延不断扩张．如司法机关对非法经营罪的解释是一明显例证。由于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使得国民难以预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从而限制人们行动的自由。为此,应秉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中兜底性条款作出合理的限定。     

个人信息保护与刑法干预的正当性——兼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

相对于国家信息与社会信息的刑法保护而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尚处于缺失的状态。为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性,《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是,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如“人肉搜索”是否入罪？鉴于此,我们从刑法干预的正当化根据出发,认为,个人信息安全是刑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诉求,进而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     

立功价值的求证：国家功利抑或公平正义

作为激励机制,立功制度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立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公正正义为代价的。由于立功去动机化的成立要件,在现实语境下,出现了大量的立功“异化”的现象。针对“囚徒困境”催生的立功“异化”,司法机关陷入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立功“异化”现象,应淡化立功的国家功利色彩,适时地调整立功制度。     

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比较研究及中国选择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整个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是衡量一国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由于法律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使得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方式有所不同。通过对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比较研究,将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备大有裨益。     

从连坐观念分析酒后驾驶行政处罚扩大化的正当性——兼评"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

针对日趋严重的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各国积极探寻应对措施,如酒后驾驶的犯罪化、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等;我国交通管理部门也提出了"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的建议稿.对此,我们从连坐处罚的观念出发探讨其正当性的缘由,认为应当从参与者与保证人视角出发,结合同乘一车的乘客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新时期精神文化的哲学反思

精神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的精神文化是民族振兴的关键。通过哲学视角把握新时期的精神文化,要正确认识精神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