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纠纷解决理论在群体性事件防治中的运用

纠纷及其解决是法律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家既将纠纷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纠纷的定义、功能作出探讨,又对不同地区、族群的纠纷解决方式作出跨文化的比较和归结,还实现了关注重心从"规则"到"过程"的转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分析探讨行动者的互动、策略及其间的话语与权力,相关研究成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防治中具有很大的运用价值。     

从形式结构到社会创造性——法律人类学语言研究述评

法律人类学的语言研究既以形式结构分析为基础,又关注语言的功能和创造性.许多学者在批判法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的影响下,研究了语言的社会创造性,认为语言能反应、创造社会关系,构建、传播和维系权力.法律实践中的语言既可能渗透着国家权力的建构、国家权力的主导,也可能在社会关系的生成、塑造、转换中相当程度地满足当事人的诉求.     

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鬼神信仰及其惩罚性社会控制机制研究

＂惩罚＂与整个社会关系、文化网络密切相联。传统社会中关于＂鬼＂的种种言说及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惩罚性的社会控制功能。今天的国家应当结合简单社会复杂化的现实,更好地顺应社会需求,配置社会控制资源。     

试述法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法律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自19纪中叶至今,法律人类学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达成了将法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脉络中来研究法律这一共识。后续研究者还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注意到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对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