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

依据其主要目的或动机 ,可将战争大致分为寻求生存必需型与维护生存质量型。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的参战方根本目的在于 ,寻求更多的生存必需资源以缓解甚或消除其生存必需稀缺 ,因而以地缘为决定因素的传统领土安全观占主导地位。根本地由于技术、经济及社会变革 ,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中至少有一参战方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或某部分人类的生存质量 ,它更多地由一种国际自由主义及人类安全观所决定。意识形态战争的大规模兴起直至二战结束基本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 ,其后 ,维护生存质量就逐渐成为战争的惟一或主要目的———虽然这存在重大政治和伦理困难     

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族裔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主义困境,亚裔内部多样性导致的重大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相互矛盾。这使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呈现高度分化,主要包括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三种: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完整体现;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国游说政治中;而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可能发展,中国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变化,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展。中国应以上述判断为基础,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推动亚裔游说朝向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     

激发兴趣培养能力——浅谈化学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教学中要正确处理好教与学的辩证关系,按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把学生领入化学学习之门,在教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好学生怎样学的问题.     

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与变革

当代国际关系自其诞生以来始终遵循着三大传统 :个人主义、民族国家及进步或科学传统。这三大传统相辅相成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稳定与延续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物质与观念的变革 ,它们正日益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国际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或将要发生。然而国际社会的变革方向或目标并不明确 ,其决定因素不仅有体系层次的变革 ,还有单元层次对体系层次变革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 ,以及体系层次的再反应、或者说是新旧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的斗争     

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

自20世纪80年代正式介入政治游说以来,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便以反母国游说著称。这主要为古裔美国人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即人口类型极化、政治待遇差距大和地理上相对集中。这些结构性特征使得政治移民在古裔美国人的游说实践中拥有压倒性优势。尽管随着其结构性特征的演变,自20世纪末起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便逐渐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但这一进程仍存在较大阻力。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意识形态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入到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人文科学。尽管冷战的结束证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进步”上的失败,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是这一学科本身及其内部等级划分的合法化证明;而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又成为了“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化证明。正是这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显得异常必需与紧迫,使得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显迫切。     

美印核协议中的印裔美国人游说

随着冷战结束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在美印核协议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保证了美国国会在《海德法案》和美印核协议的审议过程中的高票支持，从而大大提升了印度在美国的战略地位。今后。印裔美国人的游说影响可能继续上升。     

全球化:一项侧重认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论表象之后 ,隐藏着深层次的认识论歧见。经济全球化日益使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生活一体化 ,经济自由主义也被认为能为世界人民带来和平与最大幸福 ,相互依赖成为时代发展一大趋势 ,而现代化则成为欠发达国家的一大追求。与此相反 ,许多人认为 ,国际政治分裂化现状难以改变 ,国家仍是人类正义的最好政治安排 ,经济保护主义不仅是欠发达国家、也是发达国家的一大选择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往往是外围对核心依附的不断再生产 ,国家与民族传统特性的保持或许比现代化更为重要。这种认识分歧 ,根本上源于全球化导致的对秩序与正义要求间的内在矛盾。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今天 ,全球治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仅包括已有着充分讨论的“白搭车”、相对收益等问题 ,还包括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对全球治理而言 ,卢梭“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 ,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 ,其伦理原因在于“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根本冲突。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无论是高政治还是低政治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 ,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努力受挫等仅是冰山一角。因而 ,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 ,伦理上需要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 ,而在制度上则需实现由等级式治理向网络式治理的转变     

变动中的国际社会:宽容与不容异己

宽容是一种政治态度 ,是有关不同历史、文化和认同的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国际无政府状态既使国际社会中宽容更加接近绝对 ,又使不容异己显得非常合理。国际社会变动中的宽容与不容异己体现为旧体系与新体系因素间的主动与被动地宽容与不容异己。当今国际社会变动中的宽容与不容异己明显地体现在单级化与多极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本地化与全球化 ,以及主权与反主权、战争与反战争等旧新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