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和学科体系的几点意见

一、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对比研究的定位问题 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的首要问题是给这个学科定位,确定它处在学科体系的哪一个位置上,从而能与相邻学科分清畛域,各司其职。在这上面,最需要分清的是它与比较语言学的界线。许余龙(1992,1—4)曾以“共时/历时”与“一语/数语”作为纵横坐标,分出四个象限。他把比较语言学列在象限Ⅲ(不同语言间的历时比较),对比语言学列在象限Ⅳ(不同语言间的共时比较),作为其内部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另外两个是:①语言普遍现象研究;②语言类型学)。这种分类,粗粗看来,并无不当;但仔细探究,恐怕有些问题。 第一,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差别,按许氏的划界,只体现在共时与历时上。如果我们只讨论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对比语言学,这也许是对的;但今天的对比研究,特别是汉英语对比,已经与那时建立在结构主义基础上的对比有了很大不同,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对比的研究中,很多问题已不能单单从共时的研究中得到回答。以共时历时作为唯一标准,已成了问题。     

变字体之争为字种之辨——跳出繁简之争，走汉字整理之路

百年来对待汉字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批判汉字，改造汉字，争论汉字，现在正进入第四个阶段：整理汉字。整理汉字的关键在于确立字种和字体的概念，并在实践上予以区分。     

救救中文

中文危机渐凸显今天,最好的汉学研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最好的汉史学家不在中国,而在美国。当代中文缺乏顶尖的学问提升,中国人的汉语表达能力也在退化。在国外,有3000万人学习汉语,1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汉语言文字比赛中,败给留学生。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从发展中国戏曲谈起

为鼓励学术创新,支持中国语言学研究走自主创新之路,本刊于2006年第五期特辟“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学术讨论专栏。专栏推出后,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电话、邮件等给予了我们鼓励,有的还惠赐大作以示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并期待着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支持这个栏目。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栏目办好、办精,以回报广大专家学者的厚爱。本期推出的潘文国先生的文章,从质疑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出发,提出了中国语言学研究提高理论意识、加强自主创新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多启迪;胡锦贤先生的文章,在历史的爬梳中,对百年汉字改革运动作了反思,同样启发良多;李建强君的文章对复辅音学说提出了质疑,李春燕君论证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借鉴意义,也值得一读。     

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无可能？

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世界回答中国有没有翻译学的问题,解决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二是给历史一个交代,解决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三是为未来树立一个标的,回答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有无“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议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世纪来“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引起的.这个方法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中国传统学术先天不足,二是中国传统学术天然地落后于西方,三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唯一途径是不断由西方引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途径只有从逆“整理国故”开始,反对“格义”式的以西律中,发掘本土资源,重建中国话语,与世界平等对话.     

语言学是人学

本文从讨论语言学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入手,回顾了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析了过分强调语言学的自然科学性对语言研究和语文教育造成的伤害。文章认为,从语言的本质看,语言学应定位于人文科学;更确切地说,语言学应该是一种人学,语言研究应该体现人文关怀。     

语言研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特点的一般与特殊关系上,重点应放在特殊性上;在汉文化其他部门与汉语的关系上,重点应放在共同性上;而在语言内部各部门的共同性与某一部门的特殊性问题上,要强调各部门之间的渗透性。     

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探讨翻译学与对比语言学的关系,阐述三个问题一、翻译与对比研究是否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翻译与对比研究的关系如何定位?三、翻译与对比研究的最新发展各自对对方产生什么影响?认为这两门学科之间难舍难分,善于利用对方学科取得的成果,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