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改变了吗?——基于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比较分析

基于开放框架下包含资产价格的扩展泰勒规则,分别以利率和货币供给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模式,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对两种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静态分析,还是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稳健性分析,在我国现阶段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并非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佳选择;相比较而言,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我国当下资产价格急剧波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首选,但价格型调控模式亦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央行为规避利率急剧波动而采用的利率平滑机制仍然存在,并且,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并未显现。     

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与考虑结构突变的ARDL-ECM方法,并同时将货币政策变量纳入模型中从而把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重新对汇率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发生了结构突变。在此背景下,本文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长期传递弹性却由2005年9月结构突变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结构突变后的0.118,且与现实中自2006年开始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也相当吻合,支持了Taylor(2000)提出的观点,但比起施建淮等（2008）得到的传递效应依然较弱,表明其所建议的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值得商榷。而体现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CPI的长期传递弹性为2.254,远远高于汇率传递弹性,这显示完全可以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货膨胀水平且相比于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具有更好的效果。     

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Gregory— Hansen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对浙江省1995～2010年期间是否发生经济转型升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金融支持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浙江省经济结构已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依然没有实现本质意义上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效应,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依然是引起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的引擎,实现低碳浙江、绿色浙江之目标任重道远,而金融信贷服务支持却能有效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对浙江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劲的“推进效应”.因此,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金融信贷服务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以期早日实现浙江省经济的快速转型升级.     

产业集群中的可信承诺及治理——基于非对称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关系资本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集群中非对称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关系资本视角就关系资本如何维持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可信承诺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认为,关系资本投入的增加显然会有效提升核心企业(配套企业)承诺的可信程度,是维持承诺可信的有效机制;进一步地,关系资本的投入与背弃承诺的赔偿金水平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两者共同维持了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承诺的可信。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市场治理、关系治理与科层治理三维(经济纬度、社会纬度、行政纬度)互补架构形式的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承诺可信治理体系。     

金融支持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分析——以银行业为例

本文基于三位(服务、市场和政策)一体的金融支持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体系框架,深入剖析了我国银行业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研究认为,我国银行业在分享低碳经济发展盛宴中虽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依然存在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碳金融产品缺失及市场交易体系狭隘、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不到位等现象。当下,银行业急需健全碳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完善)多样化的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创新,拓展碳金融交易市场、强化碳金融政策体系的导向作用等多方面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银行业参与碳金融业务的开展,进而实现银行业与低碳经济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资产价格应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名义锚吗?

近期国内外资产价格的急剧波动和通货膨胀的持续走高再度引发了人们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中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对资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资产价格是否应该成为货币政策名义锚)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出现争论的原因之所在,并提出了我国政策当局制定货币政策的相关启示:我国现阶段应该而且急需对资产价格的波动给予高度关注,并急需建立起相应的监管体系,以期为我国“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人民币汇率真的被低估了吗？

本文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和结构突变协整方法,针对2000.01－2008.12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失调程度进行了重新估计。发现样本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确实发生了两次结构突变,突变时点分别为2002年12月和2007年4月。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数据生成过程为均值突变单位根过程,这意味着2005年7月汇改对汇率数据生成过程确实产生了结构性变化的冲击,其结果是使得汇率均值无法回复到突变前的水平,此外,样本期内汇率仍各发生了两次明显的低估和高估,但其失调程度却并未像一些未考虑结构突变的研究得到的那么严重。而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则是,升值性汇改政策的实施,不仅基本扭转了汇率长期处于低估的局面,还导致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估(截至2008年底,约高估10%)。这与胡春田(2009) 、刘玉贵（2009）等最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当的一致,故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时期以来的（汇改后近年来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低估,更不存在欧、美等国最近以来一直所指责的被严重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