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风"讳为"国风"说献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邦风”之名,不少学者以为传世文献中“国风”乃为避刘邦之讳所改。但是,结合出土文献和汉代避讳成例,可知汉讳尚疏,而且汉代以前已见称引“国风”,则“邦风”讳为“国风”之说当有可商榷之处。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七体"文三说

“七体”是继枚乘《七发》而产生的一种文体 ,从古到今 ,人们都对它的文体特征、源流演变有不少的讨论。但是不少观点望文生义 ,甚至以讹传讹 ,本文为此作了正本清源的梳理。     

战国楚简的出土与先秦“情”与“志”的再思考

在先秦礼乐思想的学理背景下,"情"被看作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志"是后天培养形成的主观意志和价值意识.二者虽然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相互联系,但又是性质、来源、作用不同的两个概念,孔颖达"情志一也"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左传>讲"以制六志"的"六志"不是"六情",而是沿循"心术为主"的理路,对"六情"的礼乐价值规范.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对此都有充分的证明.诗学批评中,人们也引入了"情志一也"这个话语,着意淡化它的礼乐政教的价值意识,强调其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将"志"消解在"情"的表现之中,实际又抹煞了二者的区别.     

“回也,非助我者也”解

<正> 近读《论语·先进》“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看诸家注解似有难解之处。何晏《集解》:孔曰:助,益也。言回闻言即解,无发起增益于己。邢昺亦以助为益。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说文》:助,左也。此训益者,引申之义。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译文同前引古人注释一脉相承,不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