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双轨与多维

本文借鉴库恩“科学范式”理论，揭示我国古代文本阐释的诸种形态，并根据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思路，分析“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主体文本阐释范式的理性特征，进而肯认古代文本阐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鲁迅对我国古籍整理的贡献

鲁迅一生为我国古文献的整理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经他精心整理的古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的原貌,使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籍更为完善;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为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科学的、切实合用的方法;并从思想方面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总结鲁迅整理古文献的巨大成就,对于我国目前已经开展起来的整理古籍的工作,一定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鲁迅十四岁时曾校注过《花镜》一书,这是他整理古籍的初步尝试.他开展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是在绍兴任教、北京教育部任职和北京女子师范等高等院校任教期间.他整理古籍,涉及的领域很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史志 谢承《后汉书》.从三国到南朝,用纪传体编写后汉历史的计有八家,而以谢承《后汉书》为最先,所以鲁迅说:“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谢承所著《后汉书》到宋代已经失传.其遗文散见于范晔《后汉书》、《三国志》裴松之注和唐宋一些类书中,清人姚之骃、汪文台、孙志祀等均有辑本.鲁迅在清人辑本基础上汇校其典籍,逐一加以校勘订正,整理成书,共六卷.于一九一三年完成.谢沈《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记载,以后散佚.清人姚之骃《<后汉书>补遗》、汪文台《七家<后汉书>》中各有辑本一     

唐代文本诠释学的实绩与基本阐释风格

唐代文本诠释学，以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主干，辅之以史籍、诸子、《文选》的诠释，而佛教经籍的诠释占有很大比重。文本阐释学发展本身的需求，统治阶级的有意倡导，决定了唐代文本诠释学的基本风格为语文学佳释范型。钦定模式虽屡屡面临挑战，然终未退出主导地位。阐释变革风气尽管未能上升为主流，但昭示着后来的学风。     

唐代典籍注释方法论初探

唐代典籍诠释是我国古代注释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时期，因时代的需要，唐人注释典籍，旨在解释和疏通文本的基本意义，因此他们大多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校勘文字、注音、释词、考释名物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形成了自东汉以来语文学注释范型的第二个高潮，建树颇多。唐代学者十分强调自身学植的广博深厚；继承和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注重从学术文化史的视野评价前人典籍注释的得失，形成一系列诠释学理论原则；他们致力于充分占有材料，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善于把孤立的语言现象置于语言使用的环境中细致考察，元元本本，弹见洽闻，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的训诂方法。     

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明代文献学家胡应麟

胡应麟(1551—1602)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他在这方面的业绩,就连后来处于封建时代整理古文献高峰的清代学者们也十分佩服。他与杨慎、焦竑、陈耀文一道被誉为明代中叶的四大博学家。 这里以胡应麟的学术代表著作《少室山房笔丛》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史料,探研他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的成就。整理古代文献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狭义者仅指文字上的校勘、标点、注释而言;广义则包括用新体例对文献材料作出新的编述,和通过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而写成各种类型的学术专著。下面试从广义的角度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