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

有鉴于20世纪中以来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的蓬勃发展,汉语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区域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必须作出更灵活的思考。“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如此才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而以“离散”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孽子”情结,或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在今天,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为此,如下这组文章分别围绕中心议题,从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王德威)、新加坡后殖民典范书写中的鱼尾狮个案(王润华)、本土性的可能与限制(朱崇科)等角度重新立论,力图给华语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进路与突破。     

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

本文通过对六组不同知识分子关于文学的看法或是文学史的勾勒,说明了现代中国文学理念多重缘起的看法以及由此所衍生的辩证意义。该观点试图重申中国文学永远不必定为一尊,其发生发展乃是诸般合力所致的见解。所谓多重其所见证的不仅是同时代不同观念间的众声喧哗与龃龉对话,同时也是不同时空语境下,东西话语、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前驱与后学之间的借鉴、增益、证明、赓续,甚至于反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在面临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强压之下,懂得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回应西方学界或是广义的东西方学界的不同挑战。     

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

台湾马华作家李永平,通过原乡想像、女性刻画和中文书写,实现了他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三位一体的文学建构,而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限空虚怅惘。原因无他,他的书写位置本身──漂流的、边缘的、“没有母语的”──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李永平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止于美学的得失,也更指向一种历史/国族/欲望的精彩辩证。     

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

本文的讨论以沈从文(1902年-1988年)、陈世骧(1912年-1971年),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ek,1906年-1980年)为坐标。这三人的立场、国籍不同,发言的位置有异,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企图在现代语境里重新认识抒情传统。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足也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辩厘清的盲点。而本文建议陈、沈、普的论述为我们示范了三项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     

被压抑的现代性

现代性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我想在座的许多同行以及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只能就我自己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观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     

被压抑的现代性

现代性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我想在座的许多同行以及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只能就我自己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观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作为现代性话语的观察或研究的方向而言,我们大体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是一种思想或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