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梁启超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必有其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鲁迅(1881——1936)与梁启超(1873——1929)这两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分别是前后两次爱国救亡、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在青年时代即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十六岁中举?二十二岁时协助康有为发动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运动,是“戊戌变法”中的一位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宣传鼓动家;而鲁迅却大器晚成,思想经过几度起伏,在维新变法失败二十年后才崭露头角,他一声“呐喊”震撼了中华大地,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漫论鲁迅与茅盾的小说

鲁迅和茅盾是我国新文学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他们为新文学开拓、奠基,披荆斩棘,成就是多方面的、辉煌的.在创作的初期他们都以杰出的小说蜚声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阿Q、吴荪甫等的形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读者中也是著名的人物.鲁迅的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前夕的中国现实生活,茅盾的作品则描绘了“五四”到抗日战争后期的历史画面.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交错,共同揭示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在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的同时,在创作中也清晰地留下了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不断求索的轨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同志都知道早期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鲁迅和茅盾却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两位卓越的代表.鲁迅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的小说却奠定了革命文学的基础,如果说鲁迅是文学革命的英勇旗手,那么茅盾便是革命文学的一员主将.我们说鲁迅的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不仅是从“五四”时期新旧文学斗争这一特定历史情况来评价,而且,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也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我国小说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     

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网络平台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具有部分公权属性。有必要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这是对网络平台权力进行规制的需要,也是对平台自治规则进行有效规范的需要,更是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需要。实际上,特定网络平台已经具备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基本条件,包括平台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所从事的事项具有公共性而非单纯的商业性,且现实中网络平台已具有了公权力主体之实。为此,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方式,将特定网络平台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畴,明确平台相应的公法职责,对平台的自治规则进行规范,对平台具体行为进行必要规制,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论作家的艺术创新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振兴中华,为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将化为十亿中国人民的行动纲领。时代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人民和时代向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坚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写出反映时代风貌,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鼓舞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四化而斗争。我们要克服当前创作上的薄弱环节,“更上一层楼”,使作品在思想和艺术质量上有一个更为明显的提高,就不能不重视对作家艺术创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就这个…     

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

迦尔洵(1855—1888)是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鲁迅先生早年所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一九○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即收有鲁迅先生所翻译的迦尔洵的《四日》一篇,并对作者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泽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这里所提到的《绛     

《阿Q正传》与国民性

在文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根本原则,是当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最近,重读了鲁迅不朽的杰作——《阿Q正传》,并翻阅了有关资料,深深感到对过去在《阿Q正传》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从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只就《阿Q正传》与“国民性”等有关间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同志们.     

试论典型与典型化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作了十分科学的阐述。他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家深入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因此,它与科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不同,科学所反映的是抽象的,概念的推理,而文学所反映的是具体的、形象的生活图画。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学的一瞥》中指出: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     

再谈《阿Q正传》与国民性——答李国涛同志

“国民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拙文发表后,李国涛同志提出了异议,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我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考虑到李同志所提到的若干问题,因为在鲁迅的近千万字的辉煌著作、翻译、书信及日记中,的确对“国民”和“国民性”的提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是考虑到我们对鲁迅的思想以及某些观点的认识,也仍然有一个完整、准确地去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新丝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

3月28日,每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外16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今年的博鳌论坛年会,规模超过往届. “博鳌外交季”的核心议题,是共同利益与合作发展. 当天,《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在北京发布.这一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宏大畅想有了纲领性文件,将成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