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牡丹亭》和明代狂禅风潮

<正> 《牡丹亭》问世以来,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一世垂青,“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对此,有人归诸作者的才气,有人祖述作者不同寻常的经历,有人盛赞作者磊落刚直的性格,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当代学者则从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角度入手,多侧面全方位地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艺术造诣以及作者创作该剧的哲学依循、各种思潮、流派的影响等,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不少论者虽也看到佛禅对于汤氏其他剧作的影响,但佛禅对《牡丹亭》的浸润,尤其是明中叶掀起的那场“狂禅”风潮,对于这部名作的根本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尽管明代论者亦或偶有提示,如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卷首所言“若其所谓因缘生死之故,则从乎浮屠也”。后世以至当今学者多未就此深入开掘立论。虽也有人看到那。不可忽视的影响”,后来又发现“禅宗思想家的影响不一定只限消极方面”(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惜也仍未从详细论。笔者试图从汤显袒的代表作《牡丹亭》入手,考察佛禅、狂禅风潮对于作者艺术态度、艺术感     

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及家庭环境决定他受到佛禅影响较少,从具体的诗作考察,可知凤翔之前,苏轼完全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佛禅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凤翔时期,苏轼诗作虽然数量上没有大幅增加,但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     

冲突与超脱--试论李商隐诗歌佛理禅意的多元性

李商隐生活在佛禅大炽的时代背景下，自身亦有亲近佛禅之意，其诗歌作品自然满蕴着佛理禅意。他以佛家不二分别、众生平等思想抒发对女性的真挚情感，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他在求之不得的爱情中体会离别之苦。同时其作品中也展现出为官之路坎坷多变、升沉不定，这恰恰与佛家“无常”观相契合。难能可贵的是李商隐能在困境中转身回向，超脱一己私利和现实困境；他在政治诗中对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其在展现佛家慈悲之心的同时，亦体证了佛理禅意的多元性。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

背负文学盛名的李叔同,踏进释门后,成为淄素共仰的高僧大德。此间文学进阶的深浅一直牵动着广大读者、偌多信众。法师佛门文学物事,似少专门肃整的研究。教人欣喜的是,出世的法师仍是诗家意气、诗家做派、诗家风范,"有情"宛在。法师"以戒为师"的行持,更趣近文学艺术的同情,"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且"妙思泉涌",可"信手挥写"。文学爱惜生命,回护朴初,同情卑弱,右袒不幸的根本属性,因生活中的自戒自律而得以保障。法师诠解佛教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独未"说其非艺术,甚至迳称"佛门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释门24年的文学追询达到痴迷之境,之于文学艺术的生命价值,亦悟到"随时新"的命意,当法师"悲欣交集"时际,留给后人的是生的鼓舞,这安详宁静的力量,默如雷霆。同时刻的文学传达:"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令人期待既久的文学胜境。     

“闲”境美学意蕴辩难

“闲”字古、今义区别很大，其义项指称、范畴、蕴含在转衍过程中受到自身、风俗、文化等多种动、静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考述、训释往往遮蔽了“闲”之本意，一些原本意蕴亦遭消散、流失。运用现代与传统方法、手段，参照不同的思想体系（儒、道为主），透析“闲”字“形而上”、“形而下”的两重美学境界，悉心梳理其美学意蕴、审美趣味形态的转变及其加被于后世的影响作用。究其实，“闲”所呈示的是一种风度、气格，它的表象是宁静、有所不为，其心中追求的却是无所不可为的大自在。     

佛禅与五代的诗风变易

五代自开平肇始至显德终止,前后五十多年里＂五易其国而八姓＂。之于禅宗,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他们在邦国林立的乱局中,各得其所,得大发展;诗人抑或准诗人避乱隐市、逃禅潜佛,各诣所适,客观上为诗风的变迁准备着种种可能,酝酿着种种机缘;作为山水田园一脉的过渡环节,殊觉卑弱,甚至当不起过渡的责任,然而,这毕竟是诗史必经的一段,承续着既往联系着未来。     

苏轼诗风及其"禅喜"旨趣辨证

苏轼诗风得佛禅霑润,其具象美学特征表现为"天地一如,雄视百代"之雄奇;"若醉若醒,诗思超然"之飘逸;"嬉笑怒骂,活泼幽默"之诙谐;"萧散简远,澹淡清美"之淡远等,是宋诗成熟期的代表标识.苏轼"禅喜"大致可归于"有意参禅""无心证佛"之属,乃"以文字作佛事",其"禅喜"旨趣的最终指归是审美的,从此意义审视,文学艺术才是他真正的"宗教".     

“衲子”未得衲子心欲矫“浮艳”落“苦”“僻”——贾岛入出佛门的尘俗遭际及其诗风的成型

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贾岛似未悬疑什么公案:衲子出身、壮岁还俗、屡试不第、“举场十恶”、贫困终生;诗歌创作以“苦吟”名世,“推敲”锻炼痴撞韩愈“节仗”,诗风可以“苦”、“僻”、“清”、“瘦”涵盖之。然而,其诗风成型的佛因俗缘,惜少揭示。在社会生活中,他得韩愈“怜惜”返还尘俗后“日日攻诗”、“年年名场”却终身不第,困顿潦倒又被讥“衲气终身不除”,究其根本,贾岛乃典型的“初心”未宁———“衲子”未得衲子之心,这是贾岛诗风形成的外缘。“诗的原因”则由于诗人欲矫“浮艳”诗风、时风的大愿和艺术实践所造成。欲“矫”之,则必示范之,诗人只能诉诸“苦吟”,渐次形成了以“苦涩”为核心,逐而蔓延开来的“险僻”、“清奇”、“淡瘦”之个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