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重与文化之思:新文学的节俗描写

当中国新文学家肩负启蒙的时代重任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节日习俗便成为其透视国民性的重要场景.以鲁迅、沈从文、老舍为新文学中"习俗/国民性"的典型表现者,他们以丰富的节俗叙事传达了一个时代的愤懑情怀、深刻的文化焦虑和现代人性之思.同时,由新文学节俗叙事所承载的时代之重,也映照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症候.     

中国文学中的"铁路火车"意象与现代性想象

"铁路火车"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外来的新兴意象。这一意象的舶来正与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撞击同步,从而折射着国人百多年来对"现代文明"的复杂想象。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铁路火车"意象最初凝聚了国人对于富国强民的现代文明的期待,并延展为对于"黄金世界"的美好想象.同时,现代文明对于古朴神秘的田园乡野文化的必然侵蚀,又使"火车铁路"意象负载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失落和痛楚,并纠缠着底层民众对于异己力量的恐惧与抗拒。重新追溯"火车铁路"成为文学意象的过程,也即检视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文化肌体所产生的排异反应,这同样是反思现代性的一个端口。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北美汉学家Kirk Denton（邓腾克）访谈录

我于2010年12月来到北美访学,结识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Kirk Denton（邓腾克）教授。他是当下美国学界现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对邓腾克教授作了一次学术访谈,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事后,邓腾克教授对访谈所涉及的问题,又作了认真的文字答复,由肯塔基大学罗靓教授翻译成中文。我觉得这样的访谈,可以促进我们对西方学者的感性了解,是读学术专著之外的有益补充,值得在国内发表出来。现在呈献给读者的就是整理后的访谈录。     

彰显与遮蔽--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下文学现代性的实现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期的主导价值倾向,也对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构成深远影响。革命,作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话语表征,为文学现代性生长提供了动力的同时,也因其线性思维方式把传统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视"欧化"为惟一路径,从而造成文学现代性的缺失、启蒙。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话语,赋予文学现代性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因其对艺术与历史所做同构性理解而斫伤了审美,并因其对文学的工具化要求而使文学的独立价值难以呈现。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及其反思的历史性检视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制导性力量,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所倡导的现代思想启蒙及其文学革命以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显示了自身巨大的历史价值,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所持的一元文化认知模式在当时以及后来的五四继承史和研究史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由这种思维定势所产生的价值建构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理论局限。本文力图检视某些理论建构所显露的历史性逻辑缺口,在既继承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又要走出五四文化认知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五四。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梅花落玫瑰兴:花之喻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女性的情感嬗变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变推动着国人的情绪样貌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情与爱”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上升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参数,尤其对女性解放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借助文学女性笔下的“花之喻”便可豹窥中国近现代女性的情感嬗变。以秋瑾、徐自华、吕碧城、张默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知识女性偏爱梅花,她们的咏梅诗既继承了传统文人借花比德的精神传统,也展露出近代知识女性各具风采的情感特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承载着现代爱情意蕴的玫瑰取代传统梅花成为新文学女性热烈情感和自由追求的载体。但是,源自西方的爱情玫瑰舶来本土之后却发生了有趣的形变,由“夜莺玫瑰”转变成“杜鹃玫瑰”并在玫瑰的颜色上有了红白之分,由此透露出新文学女性情感嬗变中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状态。     

于"抵抗处"求"和解":《聊斋志异》的分裂性情爱叙事

对于自由爱情的大胆书写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经典价值,但正是在这些已经获得公认的叛逆性情爱叙事之中,蒲松龄又不自觉地把对于礼教道德的顾忌和情感紧张播撒在这些抵抗性文本中,从而构成一种既反抗礼教却又不断与之"和解"的分裂性叙事.这种和解方式一是以"正妻缺席"的方式规避自由爱情与礼教婚姻的冲突;二是作为礼教抵抗性书写的特有方式--"鬼狐",又成为通向礼教之门.这种既抵抗又和解的心态以及幻想式的解决方式,不仅未能淡化礼教对人性自由的巨大压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一种渴望享受自由却又怕承担反抗礼教后果的虚弱与焦虑.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