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势力影响下的村落治理研究

村落治理是村落政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村落政治整合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村落社会的善治和村落政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的合理发展,完善村治结构是其关键。通过对农村村落治理现状的考察,发现：家族势力等自生秩序对村落治理影响较深,特别是能控制村治机构的产生,已经威胁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村落的构建。这就需要强化国家权力的主导作用,整顿并整合村落家族势力：一要提升村落社会的自治能力;二要实现村落权力主体间良性互动;三要帮扶落后村落搞好经济建设;四要引导村落建立现代政治文化。     

“五族共和”与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及其演变

“五族共和”思想蕴含着“中华及其‘各族’”的观念,呈现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二重面相”。由五族共和的二重面相引发了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即合国内诸族为一人的“民族融合进路”与国内各族当一视同仁的“各族平等结合进路”。同时,“两条构建进路”在民国初创阶段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之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分殊及其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分歧在客观上导致了相互依存的两条构建进路的分离。而五族共和开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的互动依存,以及两条进路分野之后的结果及影响,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一是要辩证的看待国族整合与民族平等的关系,意即整合中实现着平等,平等中孕育着整合;二是应在“各族平等结合进路”延续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路径（民族团结政策机制等）之外,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国家民族机制、国民化机制等;三是要从国家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崛起阶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     

“中国少数民族构建”议题的讨论及启示——基于少数民族相关研究的考察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国内外学界主要存在“构建”与“原生”之争。国内有学者进行了“第三种”阐释,并体现出多学科的差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少数民族的“构建性”,“族类群体”在近代以来的“转换再造”是对西方构建论“凭空杜撰少数民族”和国内学界传统认知中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有”的超越和发展。承认少数民族的构建性不是要否定少数民族的族类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民族结构、民族格局的现代演变和生成过程,学会用动态的思维理解民族现象,进而更好地落实当前所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