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家族及其姻亲

临川王安石家族是北宋中期最负盛名的衣冠望族。由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王氏家族深深卷入宋王朝最高权力核心的政争中。政治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临川王氏的兴衰荣辱 ,而其婚姻选择 ,尤其是与“乌石岗吴家”、“蒲城吴氏”(宰相吴充、吴育家族 )、“仙游蔡氏”(蔡京家族 )、“南丰曾氏”(曾巩及宰相曾布家族 )、“钱塘沈家”(宰相沈遘家族 )的联姻 ,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宋代王审琦家族兴盛原因述论

王审琦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军事将领 ,因推戴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北宋王朝开国元勋之一。王审琦以军功起家 ,其子孙以恩荫、科举及与皇室联姻等手段 ,维系家族世系不坠 ,使其家族在其他军功望族多已衰落沦丧之际 ,还能够兴盛达二百年之久。直到南宋初年 ,其家族才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济南历史文化的变迁与特征

本文对济南8000年历史文化中的若干现象和特征做了一些学术上的深度讨论。其中,关于济南远古先民的"泉水胎记",关于"阴阳五行轮回说"与趵突泉"水涌若轮"的内在关联,关于大明湖是与佛教"净土"相对应的"净池",以及济南文化中异常强烈的名士品格、担承意识和中华核心元素异常密集的积聚等等,都是一些较新的探索。本文以较大篇幅梳理了宋元明清时期有关济南湖山林泉的各类记载,论证了"城即园林"是济南园林文化的本质特征,认为这一特征对济南今日的城市和园林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济南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城市化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研究城市化的发展已成为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关注点.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揭开了济南市乃至山东近代化的序幕.由济南大学党明德教授、林吉玲教授主编的<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该书是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研究项目,齐鲁书社2004年9月出版)一书,对作为近代自开商埠从而成功地走上开放之旅的省会城市济南百年的发展进行了集中研讨,为人们了解济南的昨天,关注济南的今天,展望济南的明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已有的全国各地的城市发展史研究著作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落脚点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其归宿和最终体现。“代表”就是推己及人的传统利他思维。“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排除了极少数落后分子与敌对分子 ,这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群体利益是个体的人的利益的共同点和基本点 ,这个共同点和基本点就是所谓根本利益。马斯洛说人有五大层次的需求 ,即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前两者以生存为主要内容 ,后三者则以发展为主要内容 ,因此 ,生存和发展是人们的共同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 ,总有少数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危…     

试论“故误字(符)”现象及其校对原则

在当前的广告词和商标中,以及日渐流行的网络语言中,出现了一些故意更改成语或惯用语中个别字词的“故误”现象,网络语言中的此类现象还不仅限于成语和惯用语。这些语言文字现象给校对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势必会生发出一些新的校对原则。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异端”的别一层意义──李贽思想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理论方位

＂异端＂的别一层意义──李贽思想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理论方位王育济思想史上的＂异端＂都具有＂反潮流＂的意义。但它同时还别有一层意义，即开启先河，预示着新思潮的汨动和奔涌。从学术思潮嬗演的角度看，有价值的＂异端＂思想大都具有某种时代航标的意义，标志着一...     

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

<正>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和赵普等人经多方论证,提出并实施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即先征取江南诸国,然后统一北方)。关于这一策略,学术界已有了较多的研究,意见分歧也很大。本文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一些方面,提出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敬俟教正。 一、南征次第与依据——宋太祖的战术思路和其对地运南迁的战略认识 早在北宋之前,李谷和王朴等就提出过“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李谷认为,统一天下,应首先自“江淮”始,“取江淮如探囊中物耳。”(《南唐书·韩熙载传》)王朴受李谷的影响,也     

论北宋末年的“御笔行事”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凡皇帝本人的诗文书画或以其名义发布的命令、告示等,均可被称为“御笔”。但“御笔”一词的出现却较晚。《北史·元勰传》:“帝令勰为露布,辞曰:‘臣闻露布者,     

“乾德二诏令”求是

宋太祖乾德年间颁行的两道有关财政问题的诏令,是学术界用以论证宋代财权集中的最重要的凭依。其实,二诏令要求“悉送都下”的财物只是钱币。因此,它的颁发和执行,收不到后人所说的那种“粟帛钱币咸输京师”、“外州无留财”的效果。而且,即使从其着意要求的钱币方面来看,当时送往京城的也为数很少。但二诏令的颁行却有一个一直为论者所忽略的重大意义,即变中唐以来所形成的财税“三分制”(留州、送使、上供)为“二分制”,废罢了先前那样的“送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