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命运——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并谈对重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合二而一”之我见

列宁提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斯大林采取了“斗争”而抛掉了“统一,由此产生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后果。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由此而在“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上同斯大林产生分歧。苏联《简明哲学辞典》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不能应用于“根本对立的现象”,这就是否认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讨论,实质是矛盾的同一性是否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杨献珍同志说他从来没有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不符事实,因为他在1958年的文章中不但断言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且断然否认思维和存在可以有“同一”的关系。他提出矛盾和的同一性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能“混为一谈”,这实际是反对把矛盾的同一性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否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在“合二而一”问题上批杨献珍同志是错误的。用“一分为二”否认“合二而一”,就阉割了对立统一规律。只承认“分”而否认“合”,只承认斗争而否认联合,这样就产生了“斗争哲学”,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     

争论要弄清对方的观点

编辑同志: 贵刊1984年第1期上发表的《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不是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一文,我看过了。文章作者认定,王若水是把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的。他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     

冰心散文集《关于女人》的代言体性别书写

散文集《关于女人》在抒情忆旧的同时,借男性话语重塑妻母形象,补足家庭中的男性反思视角,追溯女性困境的成因,体现出冰心战时的性别关切。她发展了早期的“新贤妻良母”观念,形成以女性健全人性和自然情感需要为根本的性别观,赞赏母性,亦肯定女性的多元选择。冰心融合男性叙述和女性立场,以两性和谐的理念体现出兼收并蓄、转化融通的东方智慧。     

“异化”这个译名

“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创始于黑格尔 ,继承于费尔巴哈 ,完成于马克思。这一概念的德语译名于 1963年传入中国 ,当时的释义基本正确 ;而 80年代初那场关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刚方兴未艾就中断了 ,实为遗憾     

略评“第三种意见”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前前后后已经争论了许多年;现在又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不止一篇文章)。我无意再写文章,只在这里略加评论。“第三种意见”对争论双方的观点概括为: “一种意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或者“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的实质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唯物论的命运》读后

杨献珍同志的《唯物论的命运》是答复我的《辩证法的命运》的;《辩证法的命运》又是我答复近年来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对艾思奇同志和我的批评的。有一个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写信对我说,他现在担心起“哲学论争的命运”来了。他的意思是:杨献珍同志并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使我想到,我也不应该回避杨献珍同志对我的批评。本来,“唯物论的命运”是应当和“辩证法的命运”一致的:辩证法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失败而不会意味着唯物论的失败;唯物论只有和辩证法携手前进,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这是哲学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为什么唯物论的命运和辩证法的命运冲突起来了呢?这里面总有值得探究之处。本文首先从学术角度同杨献珍同志讨论;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既然杨献珍同志坚持他的批评,我也准备在后面答复。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杨献珍同志的指正。     

“国防哲学”就是投降哲学——评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

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尖锐斗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陈伯达分裂党的阴谋,撕下了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暴露了他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形,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现在这一代青年。 象我们这些人,当初学马列主义,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学革命的道理。那时中国是一团糟,人民受压迫,我们要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我们欢迎马列主义,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学校里不教,我们自己学,冒着危险也要学。这是四十年代进步大学生的情况;我想更早一些也是这样。     

陈伯达的“理性主义”是什么货色?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批陈伯达的“国防哲学”,是敬爱的周总理当时给我出的题目,文章写出后,在姚文元那里压下了。这次《社会科学战线》向我索稿,我苦于没有时间写文章,只好检出这两篇旧作交差。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都是一伙,批林、陈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批适。现在揭批“四人帮”,似乎有必要补上这一课。陈伯达在二十年代写的反共文章是他的极右表现。到三十年代,他叫喊所谓“国防哲学”,这时他已经钻入革命阵营内部,学会使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因此虽仍然表现为右,但和二十年代那种赤裸裸的极右表现不同了。这种右,在革命人民中还是有些欺骗性的。到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伪装出现时,欺骗性就更大。可见反革命分子是越来越狡猾的。把陈伯达在七○年宣扬的“天才论”和他在三十年代宣扬的“国防哲学”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右的表现也好,极“左”的表现也好,他在认识论上一脉相承的东西是先验论。基于上述情况,发表这两篇七年前的旧作,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