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

我国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作用。虽然城镇自2005年、农村自2006年起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微略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由于城镇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远多于农村居民,导致2002—2010年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由自有收入的2.57扩大到可支配收入的3.25,从而使得总体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1.98个百分点。除2008年略高于0.4以外,2002—2010年所有年份居民自有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加上转移性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幅度扩大,并且所有年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     

市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演进与评析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使劳动成为占有社会产品与获得收入的唯一依据,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平等关系.不过,它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为前提,因而实践中这种收入分配原则与实际经济运行发生背离.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要求发展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市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在市场与社会主义国家相结合的各个阶段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始终坚持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并在平等的基础上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效率,同时试图处理好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关系.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启示.     

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进与评析

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平等关系。但由于这些理论是高度抽象的,因而排除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和发展中的具体过程和特殊道路,而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社会主义实践要求发展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各个阶段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而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参考框架。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通过不同方法和途径的分析与论证,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方面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存在根本区别。古典经济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分配理论是按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分配的,并将资本主义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体系,因此,尽管马克思论证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动态的演变趋势与古典经济学一致,但是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平均利润率下降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     

中部崛起与武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部崛起的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部崛起的问题,是区域发展的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是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的认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而中部六省中,湖北武汉集人才优势、地理位置,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自然资源、市场空间优势于一身。中部崛起,武汉先行。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武汉应该承载的历史责任。因此,探讨在中部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设以大武汉城市群为中心的六省加一市的框架以及如何加强武汉作为龙头的自身建设成为历史所趋。     

基于PCA与Markov残差灰色模型的京津冀物流能力评价和预测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Markov残差灰色模型对京津冀物流能力进行评价和预测。综合研究表明,京津冀物流能力在2007年至2016年总体较为平稳,河北省近两年物流能力有所下降,北京市近五年物流能力有所起伏,天津市物流能力逐年提升,势头强劲。在未来五年,旅客周转量、客运量将成为制约河北省物流能力提升的重要指标,货运量、客运量将成为制约北京市物流能力提升的重要指标,邮电业务总量和货物周转量将成为制约天津市物流能力提升的重要指标。     

中国基尼系数计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

本文以统计年鉴中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为基础,运用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完整地计算了1980-2010年城镇、农村和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全方位扩大,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自1993突破国际警戒线后,除1996-1999年外,均高于国际警戒线并不断扩大。因此决策者应该高度重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让经济增长成果更多地为低收入劳动者分享。     

测算中国政府收入规模:1978-2008

国际组织税负报告的每一次发布,都在我国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并引发税负高低的激烈争论。由于出自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了不同的测算方法,众多测算宏观税负和政府收入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截然不同。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完整的政府收入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本文提供了1978-2008年政府收入规模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结果表明:1978-2008年,我国政府收入规模总体上下降了10.35个百分点,但自1995年以来逐步增长,并于2003年突破30%。政府收入规模过大挤压了居民福利和企业的生存空间,已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控制政府收入规模,必须大规模减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税收政策,调整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政府支出比例。     

从总收入到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机制,政府财政的职能突出聚集财政资金,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被忽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的征收未能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直补突出了"效率优先"和"粮食安全"意识,由此导致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显著大于总收入基尼系数。2002-2010年我国的总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收入分配差距全方位扩大,2002-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值比总收入基尼系数均值扩大20.53个百分点,并且所有年份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