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

基于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模型估计方法,考察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经营规模变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忽视环境代价会高估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能够缓解粮食生产内卷化困境、提升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其正向效应随着效率水平提升呈衰减趋势;在土地资源刚性约束下,劳动力转移引起的经营规模增加通过“规模效应”能有效改善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但规模效应边际递减特征会不断减弱其作用强度;土地流转体制机制不完善会阻碍劳动力转移、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联合作用,但随着土地流转立法和政策引导,这一困境得到了有效扭转。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粮食“十一连增”期间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及成因

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粮食“十一连增”期间区域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且变动速度有加快的趋势。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粮食生产产量和播种面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特征、政府财政、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临近省市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市粮食生产的空间效应以及其内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是这一期间粮食区域格局变动的重要原因。粮食区域格局中空间效应的凸显,为今后合理布局粮食生产资源、优化财政支持方向并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了新思路。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基于2009~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时点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两者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居民收入均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溢出效应,其溢出效应占到总效应的96.26%。     

土地细碎化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基于6省468个水稻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结合理论与实证考察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分析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调查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值为0.742,技术效率偏低,且不同类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差异明显;土地细碎化阻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提升,但充分考虑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后抑制作用减弱;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而且对土地细碎化阻碍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效应和联合调节效应。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三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CMP）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具体地，与未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相比，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分别高62.36%和21.88%，而生活孤独感低73.00%。进一步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在线学习、社交、娱乐和消费是改善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途径，其中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较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因个体和家庭差异表现出明显不同，因照料家庭而留守的妇女群体享受到的数字健康红利显著大于因务农而留守的妇女群体，学历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的健康红利，可见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尚未被全体留守妇女公平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