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以武汉市为例

旧城改造对于塑造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政府、企业和市民这三个主体的相互作用来体现。不同主体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不同,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不同空间范围内聚集,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在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界定2000年武汉市社会空间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不同主体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办事人员聚集区、外来人口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企业对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和农业人口聚集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市民则对办事人员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这反映了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市民有限参与的现实状况。     

企业运用科学管理思想的必要条件探析

1911年由美国管理学家泰勒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通过对工作方法的科学研究来提高工人劳动效率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最先突破传统的经验管理思想,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集前人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大成,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发展.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基于中国各省成文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选择数据，本文建立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影响效应的面板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远不及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更不及生育约束政策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利益导向政策内部不同措施出现与政策设计相背离的情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多推行易于落实的利益导向政策、改变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范围、政策设计区分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维护政府公信力等四条有效提升利益导向政策导向作用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两大重要目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实现？文章基于工资议价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Ⅳ-2SLS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提高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就业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水平，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机制检验发现，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对农村户籍、高受教育水平以及使用移动上网的劳动者群体更显著，但不会对依靠亲属、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以及无法上网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定量分析能力现状调查研究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研究生问卷调查,分析其定量分析能力的现状及其特点,发现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以及不同职业意向研究生在定量分析意识、定量分析基础以及对定量分析方法应用的态度上存在一定差异。目前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大多数都已认识到定量分析方法是一种重要的科研手段,希望能掌握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并加以运用,但整体上看他们定量分析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高校对定量分析课程课时安排不尽合理,研究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还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定量分析能力的提高和运用。因此,应该从进一步提高对定量分析方法重要作用的认识、合理安排课程、注重提高实践动手能力三个方面来加强研究生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运用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外来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由于其择业过程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明显的歧视,外来劳动力进城后通常职业变动频繁,表现出不断寻求最小歧视和最大收益岗位的特征。但是,外来人口在职业流动中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外来人口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除了需要提供相应政策、制度以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质的匹配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满足城市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大城市的内部迁移与城市空间动态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运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武汉市城市内部迁移的问题展开初步的分析.在武汉市总人口稳定增长和城市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内部迁移频繁,其中以"拆迁搬家"为主要类型,流向呈离心态势,并形成大量的"人-户分离"群体;而外来"务工经商"的移民则向市中心城区填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本地居民外流而引起的空心化格局,形成相互作用、互相整合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