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增加值、技术能力与中国城市化——全球分工对城市化作用指数的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实际国内增加值数据和实际拉动就业量的加工外贸行业对中国城镇化作用指数,并分别计算了传统制造业和深植于全球产业链中消费电子部门的相应数值。研究发现占据外贸出口相当比重的微电子制造业等部门因在国际技术分工中处于末端地位,导致其不论是在就业质量方面,还是在增加值贡献方面对城镇化拉动水平呈低水平状态。在通过与高端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城镇化作用指数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产品增值作为政府财税收入和从业者工资的终极来源,在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意愿以及个体生活能力两方面制约着城镇化质量。通过对日本高速增长期产业增加值与城市化进程的回顾,可以发现通过开创性地应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积极推进以高增加值为指向的产业政策,构建基于技术能力的动态比较优势,可以达到产业能力与城市化过程的良性互动。     

生态农耕：生产方式、市场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再构

基于自然与农耕生产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农耕是生态文明建设在＂三农＂领域的突出表现,重视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注重城市消费者与农耕者沟通的市场结构、强调社区合作的人际关系在生态农耕中逐渐呈现。农业—村社关系共同体价值回归的过程同时是劳动者的主体性与自信力重建的过程,劳动者精神则是对劳动过程价值的重新构建。生态农耕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消费者教育与培养的过程,消费者参与生态农耕认证是对市场本身进行再构的过程。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生态农耕兼具农户增收效应、社区生态效应、健康效应,促进了社区基于规模化生态农业的合作化过程,突现了其社区重建功能。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利于生态修复和环境安全的、兼业化的、体现立体循环经济的生态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应该加强对于以小农户生态农耕模式为基础的、市民参与式的、有生态文明教育体验作用的多功能生态农业的政策扶持。借助生态农业对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及社区合作因素的促进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生态农业为起点,探讨新时期解决包括食物质量在内的农业安全问题的途径。更新政策认识体系,发挥政策多维想象力与差异适切性。     

全球价值分工与两层级结构性再生产

文章从全球技术—价值垄断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再生产的内在发生机制,描述了以国际IT业为代表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内在权力因素以及其与劳动控制、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制度结合、造成特定的社会后果,及其对社会结构的重塑作用。这样的技术结构性分工体系,有着强烈的自我建构和复制能力。它通过对价值和社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向的把控,制约着社会群组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使位置属性具有了结构性循环的意味。在此,以技术的模块化垄断为内核的利润分享机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球配置,实现了对人类可行能力全球配置。或者说,通过将低技能劳动力在个体生涯层面和代际上升层面的动态发展能力的闭锁,而形成了对一国在生产能力和价值分享机制上的闭锁。如果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一个巨型系统,其基本属性之一就是保持原有的构型——一种物质和能量的平衡状态。当内部某一单元出现偏离原有结构的趋向,其它组成部分会通过改变自身路径等方式,以关系性制约保持结构的完整性。这也就是“结构性再生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