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会用“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或者“我的理论是……”等形式表述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本身，而用“我发现……”、“我根据……”或者“我依据的证据事实是……”等形式报告其研究成果是怎么做出来的。按常理，面对事实并不一定都能正确挖掘或抽象出其中的理论，而理论却一定来自于特定的事实基础。     

罪刑轻重的量化分析(英文)

一直以来,指示犯罪轻重的唯一刻度是法定刑罚的轻重,这其中的潜在假定是,从事动刑,配刑的立法者通过轻重不等的刑罚给各种犯罪所作的“标价”就是其真实价值。而本研究的基本进路是,人定的罪量与理论罪量之间应当相等,却不一定真的相等。“罪量”和“刑量”两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犯罪严重程度和刑罚严厉程度的数量规定性,通过所建构的量化评价系统,实现了中国刑法分则中所有犯罪应当多重和实际上多重的量化描述,使其中任何一对罪刑关系都能在总体罪刑排序中找到自己应然和实然的确定位置,此即中国的罪刑关系“报价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国刑法进行了罪刑均衡性的实证检验。     

犯罪轻重的量化分析

犯罪严重性程度决定着刑罚严厉性程度。但现行中国刑法里的犯罪轻重仅仅由轻重不等的法定刑加以表示 ,如果没有其他“刻度”指示犯罪的轻重 ,人们只能凭借刑之轻重这一结果反推罪之轻重这一原因。本文研究的问题是 ,犯罪本身是否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法定刻度即法定刑之外的某种轻重刻度 ,如果存在 ,它对罪刑关系的科学分析有何意义。为此 ,本文主要讨论了罪量分析的障碍、罪量评价体系及其意义。     

死刑适用实证研究

本文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发现了犯罪中是否构成死罪、死罪中是否适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的一些重要不同。根据这些发现,文章认为法律解释既是规范判断又是自主判断,应尽可能提高法律本身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坚硬的理论,弹性的规则——罪刑法定研究

依据弹性刑法判案,无论定罪还是不定罪,形式上都合法也都违法。本研究通过对新老刑法、中外19部刑法典、中国刑法的435个罪名及2万多个真实案例的大跨度经验考察和深度数据挖掘发现:中国刑法的弹性较大,并伴有不严不厉或厉而不严的倾向,但弹性刑法的司法适用率其实很低;弹性刑法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犯罪的复杂性而在于立法本身;严格控制弹性刑法应该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     

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

本文讨论了刑罚轻重的理论内涵和操作定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编制刑罚综合指数的构想并做了初步尝试。按照初步形成的指数表 ,刑法典中每个罪的法定刑都能按照标识其综合轻重程度的指数值 ,在整个刑罚轻重排序中找到自己确切的相对位置。这将使 4个相关领域的法律实证分析更具可操作性。     

司法潜见对定罪过程的影响

如何看待无罪率,折射出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以32万刑事判决为样本,对其中的有罪判决与无罪判决进行量化比较,结果发现,无罪与有罪的司法决定不完全取决于案件基本事实是否符合实体定罪条件,它还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某种司法潜见有关。司法潜见源于证据信息不对称、实体性暗示、控辩力量对比悬殊、控方对案件的初选等四类背景信息,使司法人员对案件是否有罪的最终结果早有心理准备和预期。司法潜见包括无罪潜见,也包括有罪潜见。由于司法潜见的存在,一些有罪判决是实体定罪条件与有罪潜见的综合产物,因而零无罪率是不可能的。司法潜见位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二元分析框架的盲区,只有在坚持形式理性的过程中,自觉控制司法潜见的影响,才能实现对公民刑事法权利的平等保护。     

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为18年来国内全部刑法、犯罪学博士论文351篇,理论资源为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量化分析工具是SPSS,着眼点是科研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竞争型基础研究”在既定范围、领域的科研选题中所占比例即显示学科发展状况的创新系数越高,说明有越多的学术注意力集中到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和论争上,结果可能预示着学科整体创新的临近。这个系数越低,表明学科的整体发展越稳定,常规研究仍为知识创新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