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改造传统农民——基于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的视角

城市化是推动中国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城市不但为农村培养了现代农民,而且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培养了现代工人和企业家精神,两者的有效结合为农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素支撑。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迅猛扩张的同时,城乡协同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这可以有效避免当前单一发展大城市策略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的急速膨胀,还可以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新契机。     

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与受水区地方政府行为博弈分析——基于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

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进行需要中央政府加强监管,健全流域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游戏"规则的公平和公正.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地方政府和受水区地方政府双方的合作及非合作博弈,在理性经济人和风险不对称的假设下,建立博弈模型,探讨各方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给出各参数变量的政策含义,寻求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可大致分为早期主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和当前倾向于综合治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两个时期。本文在回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强,并且更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下,家庭会调整发展策略,通过风险外部转移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缓冲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不确定风险增加。     

往复式流动还是永久性回流：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2883个农村女性劳动力样本,首先描述分析了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农村女性的人口学特征差异,然后利用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农村女性做出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往复式流动决策的做出主要受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而永久性回流决策受三类变量的共同影响。女性年龄对于往复式流动有正向作用,对永久性回流起反向作用,受教育年限对往复式流动起反向作用。对永久性回流的作用则相反。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南水北调与区域利益分配——基于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度的分析

通过对供水前后水资源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度的测量可以得到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在各受水区域之间的分配量,可以很好地衡量工程运行前后沿线受水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受水区域之间基于水资源的区域利益分配格局;各受水区城市口门水量分配本质上是依据各城市GDP的大小,是各城镇综合实力竞争的结果;水资源分配所引起的区域利益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强化先发展区域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区域发展差距.     

迁移行为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

本文比较了不同迁移行为农民工的健康差异,从迁移方式和迁移时间两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分析框架,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有序选择模型检验了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健康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迁移行为存在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迁移时间长的农民工自评健康更差,而情感社会支持健康效应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工自评健康。本研究为实施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政策建设。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农村家庭禀赋、劳动力回流与能力建设

构建回流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多维模型,分析家庭禀赋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禀赋是个人能力的拓展,家庭成员的个人决策是基于家庭禀赋状况作出的最优化选择。存在回流劳动力的家庭禀赋效应,即对家庭禀赋的有效利用可以使得迁移劳动力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家乡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回流劳动力对家庭禀赋的有效利用是实现其能力发展的主要方式。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